一、物與(yu) 物的貿易促使了商品貨幣的發展

物與(yu) 物的易換，是人類最古老、最原始、最本能的交易方式。在自給自足的原始社會(hui) ，這種交易形式就有了。隨著社會(hui) 的進步，等價(jia) 物的出現，這種交易形式在規模上，交易的形態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張庫商道上的交易形式早就有之，唐元貞年間，封演在《封氏聞見記》中稱：茶“始自中原，流於(yu) 塞外，往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這是文獻最早對茶葉的描述，宋元時期《宋史·張永德傳(chuan) 》載：“永德在太原嚐令親(qin) 史飯茶規利，闌出繳外市羊。”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從(cong) 宣化下八裏發掘的遼代墓中有備茶圖，從(cong) 圖中說明北方少數民族對我國南方盛產(chan) 的茶葉就有了需求。當時貿易是鬆散的、零星、沒有組織、民間自發的，甚至承擔著政府的禁令風險。為(wei) 什麽(me) ？他們(men) 在各自需求的情況下還圖個(ge) 利字，正如太史公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中說“天下熙熙，皆為(wei) 利來，天下攘攘，皆為(wei) 利往。”真正的張庫商道形成於(yu) 明末清初，從(cong) 明正隆年間在宣化大同開設馬市已是張庫商道貿易的開端，到1689年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再到清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也稱布達斯特條約）這是清政府首次承認中俄貿易的合法化，條約規定了中俄邊境貿易互換物資的性質，即平等、互利、自主、公平，頗有中世紀貿易色彩。當時采取嚴(yan) 格的入市準入製度。到後來《伊塔通商章程》等對中俄貿易又作了補充規定，使張庫商道進一步繁榮和發展。到了清鹹豐(feng) 八年（1858年），恰克圖貿易逐漸由互換貿易演變成買(mai) 賣性質，據俄國關(guan) 稅出口統計，輸入中國白銀出口值為(wei) 227.840英鎊，其它商品出口值為(wei) 858.554英鎊。

最早在張庫商道上奔波的是山西人。清秦武域《聞見瓣香錄》甲卷載：“張家口為(wei) 上穀要地，即古長城為(wei) 關(guan) ，關(guan) 上舊有市台，為(wei) 南北交易之所，凡內(nei) 地之牛馬駝羊多取給於(yu) 此，賈多山右人，率出口以茶布兌(dui) 換而歸，而又有直往恰克圖地方交易車，所有貨物為(wei) 紫貂、猞猁、銀針、海貂、褚皮以及哈喇明鏡，阿敦綢等物。”又如清鬆筠《綏服記略》載：“所有恰克圖貿易商民皆晉省人，由張家口販運煙、茶、緞布雜貨前往易換各色皮張、氈片等物。”以上所說的物與(yu) 物交流絕非是中國最原始的物與(yu) 物的交流，這時的物已不是簡單的物品，它是有成本、有價(jia) 值的商品，這種交流有時是對等，但大部分是不對等的。在不對等的情況下就有了差價(jia) ，有了差價(jia) 就要拿白銀去補。長期在張庫商道上奔波的商民就是在這種不停的貿易中不但積累了大量的資本，同時把內(nei) 地先進的生產(chan) 力，所擁有的貨幣商品經濟及先進的金融文化理念和手段，蘊藏於(yu) 張庫商道交易中，曆經多少年的物與(yu) 物的貿易往來，商品與(yu) 商品，貨幣與(yu) 貨幣的激烈碰撞，在達到一定程度後，就會(hui) 爆發，爆發的結果就是對蒙古地區粗放遊牧（狩獵）業(ye) 為(wei) 基礎的自然經濟社會(hui) 帶來極大的衝(chong) 擊。一種新型的結算、信貸、匯兌(dui) 方式在張庫商道貿易中得到應運而生，這就是產(chan) 生於(yu) 清道光初年的山西票號業(ye) ，和這一時期此方錢莊業(ye) 的誕生和發展，他們(men) 利用會(hui) 票這一先進的新型匯兌(dui) 方式，促使了張庫商道最繁榮的時光。

二、錢莊、票號推動了張庫商道的繁榮

張庫商道始於(yu) 明末清初，繁榮於(yu) 清道光至光緒年間，這一時期正是票號業(ye) 最興(xing) 盛的年代。據南開大學曆史係教授、中俄貿易研究所、資深專(zhuan) 家米鎮波所說：“19世紀後半期，張家口至恰克圖貿易貨運的繁榮離不開張庫大道的作用，也和張家口金融市場的發展有關(guan) 。”又據民國版《察哈爾省通誌》“經濟類”所記：“張家口金融樞紐、操於(yu) 山西錢商。”據統計，山西票號最著名的43家中有15家在張家口設立了分號，分別是：日升昌票號、蔚盛長票號、天成亨票號、日新中票號、協和信票號、協同慶票號、大德通票號、存義(yi) 公票號、長盛川票號、大德恒票號、大盛川票號、誌成信票號、錦生潤票號、大德川票號、大德玉票號。這些票號不但在張家口設立分號，還在茶葉、絲(si) 綢的產(chan) 地的南及北方貨物銷往地庫倫(lun) 、多倫(lun) 、涼城、恰可圖設立分號，操縱著張庫商道貿易中所有的金融命脈，無論是貿易的結算匯兌(dui) ，關(guan) 稅的交庫還是解納，軍(jun) 響的支付等等。

利用票號成功致富最典型的就是山西榆次車輞的常立訓，其早在清乾隆年間赴庫倫(lun) 、恰克圖從(cong) 事對俄蒙貿易，開始經營茶葉、綢緞、皮貨等業(ye) 務，買(mai) 賣越做越大，據傳(chuan) 常家想把庫倫(lun) 、恰克圖掙的白銀安全運回原籍，就將許多零碎的白銀熔化鑄成一巨塊，每塊重達1000斤，然後用特製的多輪車運回山西榆次。為(wei) 了改變這種銀兩(liang) 結算的不便，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成立大德玉票號。大德玉由兼營票號業(ye) 務改為(wei) 專(zhuan) 營票號業(ye) 務，並在庫倫(lun) 、恰克圖、張家口建立分號。使結算更加快捷、安全，提高了效率，也使其在張庫大道的業(ye) 務越做越火。到了清末在恰克圖十多個(ge) 較大的山西商號中，常家就占了四個(ge) 。山西著名商號大盛魁，自從(cong)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張家口大境門正溝建立分號以來，業(ye) 務飛速發展，他們(men) 把南方的茶葉運到庫倫(lun) ，恰克圖換回皮毛、牛羊、鹿茸、藥材等等。最興(xing) 盛時期的大盛魁擁有七千萬(wan) 兩(liang) 白銀資產(chan) ，人員多達四千餘(yu) 人。每年大盛魁通過票號向清政府交納稅賦近千萬(wan) 兩(liang) 白銀。票號的創始鼻祖——日升昌票號，清道光年間就開始在張家口設立分號，開始做張庫商道的業(ye) 務，日升昌的分號遍布全國各地，尤其在盛產(chan) 絲(si) 綢和茶葉的蘇州、杭州、揚州、福建的廈門、漢口均設有分號，為(wei) 張庫商道的商家們(men) 提供匯兌(dui) 服務。如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初十，日升昌張家口分號，於(yu) 來往信件中記：“二月初一日遲早三五日，蘇（州）交西批銀1.5萬(wan) 兩(liang) ，四月標京，口隨時交咱，遲交日期按月四零三口規與(yu) 咱行息外，每千兩(liang) 貼咱銀四兩(liang) ，九月初一日，漢（口）交下（收）廬足銀3000兩(liang) ，咱在口（張家口）年，四兩(liang) 標分交。自收銀之日，各依各標口規與(yu) 伊行息外，每千兩(liang) 貼伊6兩(liang) 。”如信所說，張家口的商人委托在張家口的日升昌票號向蘇州匯去銀1.5萬(wan) 兩(liang) ，但未在張家口交銀，待四月一日的標期在北京、張家口兩(liang) 地隨時交款，如遲交，按張家口自率月息四厘三付息，每千兩(liang) 匯費四兩(liang) 銀（指匯水）。另一則是漢口的商人交匯銀3000兩(liang) ，按張家口的四月標和年標分別支付”。

又：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九日，日升昌張家口分號至京都分號的信中記：“又定會(hui) 過蘇（即蘇州）交萬(wan) 盛西批足銀3000兩(liang) ，與(yu) 伊立去會(hui) 票一張，注定在蘇（州）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見票無利交伊，咱在口（即張家口）正月內(nei) 收足寶銀1000兩(liang) ，下餘(yu) 2000兩(liang) 四鏢還咱，所有遲日早日期，除口伊八十日以三厘八分（毫）在口結算，每千兩(liang) 咱會(hui) 費銀1.5兩(liang) ”。

上兩(liang) 封出自同年份的票號書(shu) 信，都反映了日升昌票號在張庫商道上的商家匯兌(dui) 銀兩(liang) 過程。

總之，從(cong) 清道光初年始，票號的產(chan) 生對張庫商道業(ye) 務就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自清鹹豐(feng) 十年至光緒二十六年（1860年—1900年）的三十年間，票號發揮了鼎盛作用，此階段也是張庫商道業(ye) 務蓬勃發展，興(xing) 旺發達的階段。

三、新型銀行支撐著張庫商道的最後繁榮

清末票號在張庫商道上逐漸衰落是存在諸多原因的，也經曆了極其複雜的過程。

首先是資本主義(yi) 的入侵，擠壓了票號的市場。在鴉片戰爭(zheng) 之後，資本主義(yi) 在向中國輸入洋貨的同時也把資本輸入了中國，清末民初外國在中國成立的金融機構就達30家之多。作為(wei) 操控資本的外國金融勢力的銀行，如：麗(li) 如銀行、麥加利銀行首先拋頭露麵。隨之，俄羅斯、日本銀行分別效仿，如日本的橫濱正津銀行。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成立的俄羅斯華俄道勝銀行、及後成立的華威銀行，在張家口先後設立支行，使中國的票號業(ye) 首先受到了衝(chong) 擊。

其二、各省官銀號、官錢局的設立截留了原本票號辦理的本省上解下拔款餉。

其三、國內(nei) 銀行的成立，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的成立，匯費一降再降，使全國各地的票號受到影響。在張庫商道上的票號最受影響的是我國第二家銀行，即1905年成立的戶部銀行（1907年改為(wei) 大清銀行），戶部銀行的總行設在北京，除在全國各大城市設立分行，在張庫商道上的張家口、多倫(lun) 、庫倫(lun) 、恰可圖先後設立分行。1906年戶部銀行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經清廷批準，凡設有戶部銀行或支行的地方，“銀行匯解存儲(chu) 款項，均可隨時與(yu) 該行商辦”，後又在《議改各省解款章程》中要求：“凡各省如有銀行解部之款，一律由戶部銀行兌(dui) 交京師……”這一規定可以說把省一級財政解付大權統統由戶部銀行辦理，據《大清會(hui) 典事例》載：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規定，恰克圖、庫倫(lun) 等地商販，牛、羊、馬、駝，今由張家口進納關(guan) 稅。

《中俄早期貿易》（劉選民著）中寫(xie) 到：“中俄陸路貿易向不納稅，惟於(yu) 各國境內(nei) 關(guan) 口則征卡稅……中國在張家口設關(guan) ……”此前，張庫商道上的稅款等業(ye) 務均由票號辦理，銀行的出現，匯兌(dui) 業(ye) 務都被搶去了。戶部銀行改稱大清銀行後發行紙幣，這一便攜式兌(dui) 換工具，極大方便了張庫商道上的中小商戶的需求。1907年清廷又對票號實行了“注冊(ce) ”製度，更進一步抑製了票號的發展。

影響張庫商道票號業(ye) 務的另一家銀行是交通銀行。交通銀行總行成立於(yu) 北京，次年在張家口設立分行，也參與(yu) 了張庫商道上的匯兌(dui) 業(ye) 務，使競爭(zheng) 更加激烈。1911年辛亥革命後，清政府垮台，大清銀行的商股股東(dong) 在上海組織商股聯合會(hui) ，呈請南京臨(lin) 時政府把大清銀行改組為(wei) 中國銀行。經臨(lin) 時大總統孫中山批準後又致電袁世凱，請追認孫的批準，袁複電同意。上海中國銀行於(yu) 1912年2月5日在上海大清銀行原址開業(ye) 。中國銀行作為(wei) 中華民國政府的中央銀行，享有發行兌(dui) 換券的特權。原大清銀行在張家口、庫倫(lun) 的支行也改稱中國銀行。中國銀行民國六年發行的中國銀行兌(dui) 換券完全是錢幣功能（圖一），根據1912年12月，北洋政府財政部擬訂，由總統袁世凱批準公布的《中國銀行兌(dui) 換券暫行章程》規定兌(dui) 換券兩(liang) 處地名者，不收取匯費。在庫倫(lun) 發行，張家口兌(dui) 換。即沒了匯水，也沒有票號發行的會(hui) 票所帶來的其它條件，極大的方便了張庫商道上的生意人。

北洋政府打著“裕國籌邊”的旗號，先後在張家口、庫倫(lun) 成立了殖邊銀行（圖二）晚期軍(jun) 閥徐樹崢舉(ju) 著平叛外蒙獨立開發西北的幌子，成立邊業(ye) 銀行（圖三），均發行了紙幣，分享著張庫商道上的業(ye) 務。最後一家銀行是張家口本土銀行即察哈爾興(xing) 業(ye) 銀行（圖四）。察哈爾興(xing) 業(ye) 銀行成立於(yu) 清季末，起初叫察哈爾官錢局，成立於(yu) 興(xing) 和，民國六年（1917年）改稱銀行，民國八年（1919年）由興(xing) 和移至張家口市，該銀行發行大量銀兩(liang) 票、銀元票、銅元票、製錢票。察哈爾興(xing) 業(ye) 銀行的成立，正是張庫商道上最後的繁榮時期，1917年張家口大境門外的西溝辦理蒙古業(ye) 務的大小店鋪，增加了一千四、五百家，輸出外蒙商品合白銀不少於(yu) 六千萬(wan) 兩(liang) ，一九一九年達到一萬(wan) 五千萬(wan) 兩(liang) ，創張庫商道曆史最高記錄，據庫倫(lun) 關(guan) 稅統計，一九一八年，從(cong) 張家口運貨到庫倫(lun) ，駱駝和牛車數量達十八萬(wan) 頭（輛），由庫倫(lun) 出發到張家口的牛車和駱駝十九萬(wan) 二千頭（輛），貨物總運量達六千萬(wan) 斤至六千三百萬(wan) 斤，運輸業(ye) 達到空前的繁榮。

察哈爾興(xing) 業(ye) 銀行發行的10元銀元票，其上圖案中正麵反映了大境門外元寶山下駝運隊的運輸繁榮景象。隨著俄羅斯十月革命，遠東(dong) 鐵路的修建、開通，外蒙宣布獨立，張庫商道上的繁榮不再出現。

縱觀張庫商道的形成、繁榮發展，是社會(hui) 生產(chan) 力、商品貨幣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產(chan) 物、錢莊票號和銀行的出現，是客觀的必然，它們(men) 支持和推動了張庫商道上貿易的繁榮。一直以來學者們(men) 研究張庫商道側(ce) 重於(yu) 物與(yu) 物的貿易形式，也就是說物流形式，至於(yu) 金融在張庫商道的作用，探討甚少，這應該是下一步探討研究的方向。張庫商道貿易發展史不但是中國經濟貿易的發展史的光輝典範，也是世界經濟貿易發展可借鑒和學習(xi) 的。它的特殊之處就是內(nei) 地以耕作為(wei) 生和北方遊牧民族相交融的發展史，更是新型的金融文化與(yu) 相對滯後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融合的發展史，所以，我們(men) 研究張庫商道的形成、發展、繁榮、衰落史，首先應從(cong) 金融、貸幣、票號的發展史為(wei) 切入點，這才是張庫商道史的靈魂、精髓。張庫商道的精神永存！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參考書(shu) 目：

1、張正明著《晉商興(xing) 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2、張鞏德《山西票號綜覽》新華出版社1996年

3、張家口文史資料1—3期，第13期

4、張家口曆史研究2012年第11期

5、陸世柏《百草集》

6、於(yu) 彤，戴建兵的《中國近代商業(ye) 銀行紙幣史》

7、史若民《晉商芻議》中央文獻出版社

作者簡介：王軍(jun) ，察合爾文化研究會(hui) 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