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ei) 容提要：公元18世紀60年代初，清朝政府從(cong) 張家口外分3批選派察哈爾官兵2000人、義(yi) 婚婦女420人，攜眷帶口，吆趕牲畜，長途跋涉，遷徙至遠在新疆天山北麓的博爾塔拉駐守卡倫(lun) ，屯牧戍邊，永久駐防。這幾次遷徙察哈爾官兵及家眷大小人口共6400餘(yu) 人，吆趕 立業(ye) 牲畜共8萬(wan) 餘(yu) 頭，馱載氈帳衣被和生活用品，經曆千辛萬(wan) 苦、生離死別，成為(wei) 國家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遷徙和邊塞定居，永久駐防典例。在這次察哈爾蒙古西遷過程中，張家口都統府作為(wei) 當時察哈爾蒙古地區的中樞神經，起到了舉(ju) 足輕重的統協作用。

　　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定居於(yu) 博爾塔拉戍邊簡述

　　公元1750年代末，清朝出兵平息新疆2次大規模叛亂(luan) ，一次是1755年平息阿睦爾撒納叛亂(luan) ，另一次是1758年 平息大小和卓叛亂(luan) 。這2次平息叛亂(luan) 大規模軍(jun) 事行動，導致新疆北部地區，特別是北疆西部包括博爾塔拉在內(nei) 的伊犁北部地區邊民潰散，農(nong) 耕荒廢，草原空曠，戍務減弱，處在外部列強隨時都在覬覦，隨時就要侵占的危險境地，令清庭乾隆朝政朝暮牽掛，坐立不安，不時召集文武眾(zhong) 官商討對策。1761年10月27日(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清庭大學士·領侍衛內(nei) 大臣·忠勇公傅恒向乾隆皇帝上奏議書(shu) ，提出“揀選察哈爾官兵攜眷移駐伊犁等處”(《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第1頁，吳元豐(feng) 等主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以下簡稱《全譯》—筆者注)動議，進而請旨“請飭交八旗總管等，從(cong) 察哈爾兼管新舊厄魯特及察哈爾八旗單身貧困餘(yu) 丁內(nei) ，揀選年富力強、情願攜眷遷移者一千名，分別遷往伊犁、烏(wu) 魯木齊永久駐防。其中護軍(jun) 、披甲仍食原錢糧，無錢糧者賞食披甲錢糧”。(《全譯》第3頁—引者注)。對此上奏，乾隆皇帝欣然首肯，即於(yu) 當日禦筆朱批道：“現擬選派一千名察哈爾、厄魯特兵， 著富德、巴圖濟爾噶勒(二者均為(wei) 當時主管朝庭理藩院事務的官員——引者注)馳驛前往察哈爾遊牧地方揀選”(《全譯》第4頁—引者注)。

　　依照乾隆禦批，富德、巴圖濟爾噶勒二官於(yu) 1761年10月26日(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奉命從(cong) 熱河起程前往察哈爾遊牧地多倫(lun) 諾爾(地名，在今河北省承德以北——筆者注)等地揀選察哈爾兵丁，至1762年4月完成一千名察哈爾兵丁揀選事宜，並且將這批官兵的錢糧待遇、娶妻、婚姻、債(zhai) 務免除，攜帶口糧、役乘馬駝、立業(ye) 牲畜等所有事宜，由時任張家口察哈爾都統府總管巴爾品、副都統常青、管理多倫(lun) 諾爾等處稅務給事中七十五(官員名—筆者注)等人奉旨協助辦理完畢，於(yu) 1762年4月19日，從(cong) 劄噶蘇坦淖爾(即今內(nei) 蒙古自治區錫林郭盟正藍旗境內(nei) 巴嘎(小)劄噶蘇坦湖,“劄噶蘇坦”—蒙古語，意“有魚”，“淖爾”，意“湖”，合意為(wei) “有魚的湖”，下同，—筆者注)撥營起程西進。這一千名官兵的總管帶是齊勒克特依和那旺二人。西遷千名官兵連同家眷3000餘(yu) 人口，吆趕牲畜4萬(wan) 餘(yu) 頭，且走且休，徐徐緩行，途徑土謝圖汗部、三音諾彥部、劄薩克圖汗部，擦過烏(wu) 裏雅蘇台(即今蒙古國科布多省—筆者注)(以上地方均在今蒙古國境內(nei) —筆者注)，進入新疆境內(nei) ，踏經烏(wu) 魯木齊、庫爾喀喇烏(wu) 蘇(今新疆烏(wu) 蘇市—筆者注)、晶河(今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縣—筆者注)，曆1年零1個(ge) 月又8天，於(yu) 1763年5月27(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到達賽裏木湖(今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博樂(le) 市境內(nei) 賽裏木湖——筆者注)，月底翻越索霍爾固爾紮山(今賽裏木湖西岸布乎布魯格平原正南索霍爾固爾紮達阪——筆者注)進入伊犁登努勒泰一地駐守。

　　當第一批察哈爾官兵還在西遷途中的1763年2月8(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親(qin) 自提出，再抽選兵丁一千人，繼續派遣新疆伊犁，加強第一批駐守官兵力量的禦旨，飭交朝庭理藩院富德、巴圖濟爾噶勒等官員，前往察哈爾遊牧地，責成張家口、多倫(lun) 諾爾、太仆寺等地巴爾品、七十五等官員，按照前款挑選兵丁和籌備物資辦法辦理，盡快起程西遷第二批千名攜眷官兵。依照乾隆皇帝禦旨，上述朝庭及地方官員多方統力協作，進行緊鑼密鼓的挑選籌備工作。在一切事宜準備就緒前提下，第二批西遷官兵千人，連同家眷3千餘(yu) 人，吆趕牲畜4萬(wan) 餘(yu) 頭，於(yu) 1763年5月21(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初九)日從(cong) 巴嘎(小)劄噶蘇坦淖爾附近的濟爾噶朗圖塔拉(地名—筆者注)起程西進，行走與(yu) 第一批西遷隊伍同樣的路線，於(yu) 1764年5月5日(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五日)抵達托和木圖(今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縣境內(nei) 五台區—筆者注)，曆近1年。此次第二批西遷察哈爾官兵管帶官員是總管達克塔納和總管成果。這批官兵在托和木圖休整數日後，翻越博羅布爾噶蘇嶺(今五台正南婆羅克努山—筆者注)，進入伊犁登努勒泰駐守。

　　察哈爾蒙古西遷還有更壯烈，令人動容的一幕，那就是清庭從(cong) 察哈爾蒙古部落中挑選收買(mai) 西遷送到新疆伊犁，與(yu) 本地因戰亂(luan) 而落為(wei) 單身孤人的厄魯特人成婚的420名義(yi) 婚婦女。1764年6月(乾隆二十九年五月)清庭做出決(jue) 定，從(cong) 察哈爾遊牧地收買(mai) 婦女送往新疆伊犁，與(yu) 那裏的厄魯特單身男丁成婚，生兒(er) 育女，成家立業(ye) 。6月24(農(nong) 曆5月25)日，察哈爾都統巴爾品接清庭軍(jun) 機處來文，該文稱：“奉旨：著派柏堃，留保住赴察哈爾地方，會(hui) 同巴爾品買(mai) 取蒙古婦女、女孩，由巴爾品酌情派人乘便陸續解送伊犁，嫁給厄魯特單身男丁。其所需銀兩(liang) 由管理張家口稅務監督處支取”(《新疆察哈爾蒙古西遷簡史》第43頁，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黨(dang) 史研究室、地方誌辦公室編撰，胡兆斌、郎劄執筆，民族出版社出版，2010年5月第1版，以下簡稱《西遷史》—引者注)。據此，時任張家口察哈爾都統府都統巴爾品即行協同朝庭欽差大臣柏堃、留保住等人，前往察哈爾駐牧地遴選旗下婦女、包衣婦女、寡婦420人，妥善辦理錢、糧、乘畜、衣被行囊及氈帳炊具等事宜，指派總管遜木保、烏(wu) 林泰管束，於(yu) 1764年7月25(乾隆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動身西遷，途徑與(yu) 前2批官兵同樣路徑，行進5個(ge) 多月，路途中死亡42人，剩下378名婦女，於(yu) 1765年1月5(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抵達伊犁，不久與(yu) 當地厄魯特單身男丁成婚，遂亦成為(wei) 這裏的永久居民。

　　上述是清朝乾隆年間，奉命從(cong) 張家口察哈爾蒙古地區分3批遷移至新疆戍邊察哈爾蒙古西遷概況，3批察哈爾共有官兵2000人，攜兒(er) 帶口總計人口6468人。2年後，即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初，西遷戍邊察哈爾官兵1800人，(另有官兵200人攜家在1763年2月第一批西遷官兵行抵烏(wu) 魯木齊時留在烏(wu) 魯木齊駐守，後遷移至塔爾巴哈太(今新疆塔城地區—筆者注)駐守，現稱之為(wei) “塔爾巴哈太察哈爾旗”—筆者注)攜眷帶口，連同官私牲畜一同移駐博爾塔拉，其中，第一批西遷官兵800人，連家帶口數千人駐守於(yu) 博爾塔拉溫泉地區，稱為(wei) “察哈爾左翼八旗”;第二批西遷官兵1000人，連家帶口數千人駐守於(yu) 博爾塔拉博樂(le) 地區，稱之為(wei) “察哈爾右翼八旗”，迄今己有250年。這兩(liang) 翼察哈爾官兵世世代代忠實履行戍邊屯牧，保衛疆土，抵禦外侮，護家穩邊的神聖職責，修築21處邊境卡倫(lun) 常年駐守，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夕才告結束，變為(wei) 邊境牧民。即便如此，也在此後，甚至迄今，仍然不失弘揚光榮傳(chuan) 統，在為(wei) 捍衛國土安全，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大團結和維護社會(hui) 穩定大業(ye) 中發揮著應有的作用。

　　“張家口”一地與(yu) 察哈爾蒙古的曆史淵源說

　　筆者為(wei) 清代西遷新疆、定居駐守於(yu) 博爾塔拉之察哈爾蒙古後裔，約為(wei) 第七、八代人，屬博爾塔拉察哈爾左翼鑲黃旗，本家確係世代駐守於(yu) 現今溫泉縣境內(nei) 庫庫托木(今溫泉縣城西北庫克托木邊防連所在地—筆者注)一地古卡倫(lun) 的兵丁世家，家父名字霍圖，1896年生人，14歲時從(cong) 軍(jun) 去伊犁惠遠城將軍(jun) 府(今伊犁州霍城縣境內(nei) 惠遠古城將軍(jun) 府遺址—筆者注)，親(qin) 曆伊犁辛亥革命武裝起義(yi) ，約二三年後回鄉(xiang) 遊牧，1966年8月去世，終年70歲。從(cong) 我開始懂事的時候開始，家父及鄉(xiang) 間父老們(men) 在相聚聊天時常常提起“我們(men) 是簡齊呼察哈爾”之說，當時，以至到成人後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本人都沒有搞明白“簡齊呼察哈爾”究竟是什麽(me) 意思。1970年代後期，西遷察哈爾蒙古的來龍去脈開始浮出水麵，這時，我才搞明白，這“簡齊呼察哈爾”是“張家口察哈爾”的意思，是諧音，由於(yu) 發音差異，在蒙古語中，“張家口”一音，變成了“簡齊呼”，並約定俗成。2004年上半年，本人按組織安排，有幸參與(yu) 《西遷史》的編寫(xie) 工作，在先後前往北京、張家口、承德、沈陽、錫林郭勒盟等地考察過程中，未料內(nei) 蒙古地區，尤以在錫林郭勒地區也有“簡齊呼察哈爾”的說法。這時，我才搞明白“簡齊呼察哈爾”的稱謂，決(jue) 不是新疆僅(jin) 有，而是整個(ge) 蒙古地區就有，也決(jue) 不是新疆西遷察哈爾蒙古的自稱，而是整個(ge) 察哈爾蒙古部落的統稱。有關(guan) 這個(ge) 問題，有學者提出“察哈爾，可以說是張家口的另一名稱”(《百度百科》：《張家口廳》—引者注)。由此看來，張家口這座古老聖地、曆史名城，委實與(yu) 曆史上曾經輝煌一時的察哈爾蒙古部落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淵源關(guan) 係。

　　有關(guan) 察哈爾蒙古部落近代以來的屬地管轄問題，相關(guan) 史料記載是這樣敘述的：“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設置張家口直隸廳，設理事同知(管理蒙、漢交涉事務)，治今張家口堡，轄察哈爾總管八旗東(dong) 翼鑲黃一旗、西翼正黃半旗……”。(《百度百科》：《張家口直隸廳：蒙古開發》—引者注)。這個(ge) 記載表明，從(cong) 公元1724年起，察哈爾蒙古中的一部分開始隸屬於(yu) 張家口直隸廳。從(cong) 此往後的趨勢，有關(guan) 記載闡述道：“雍正五年(1727)，清庭規定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歸化城，殺虎口、西寧等地為(wei) 出入蒙古經商貿易的通道，凡赴內(nei) 外蒙古和漠西衛拉特〔蒙古〕貿易的遊蒙商人，須經張家口的察哈爾都統、歸化城將軍(jun) 、多倫(lun) 諾爾同知衙門和西寧辦事大臣的批準，頒發準入蒙地的部票”(《百度百科》：《張家口廳》—引者注)。這個(ge) 記載表明，此時的察哈爾都統己設在張家口，開始管理察哈爾蒙古事務。還有記載進一步明確了張家口在管理察哈爾事務中的職能地位，道：“在察哈爾，除張家口直隸廳外，雍正七年(1729)，在多倫(lun) 諾爾地方設多倫(lun) 諾爾直隸廳，轄察哈爾東(dong) 翼正藍、鑲白、正白、鑲黃四旗等旗民事務。雍正十二年(1734)，在獨石口地方置獨石口直隸廳，分轄察哈爾東(dong) 翼正白、鑲白、鑲黃、正藍四旗及口內(nei) 延慶、懷來、龍門、赤城四州縣旗民互訟案件。張家口、獨石口、多倫(lun) 諾爾三廳均隸口北道，合稱“口北三道”。(《百度百科》：《張家口直隸廳：蒙古開發》—引者注)。這段記載表明，張家口地方在察哈爾事務管理中的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己躋身於(yu) “口北三道”行列。至於(yu) 後來的沿革，還有記載更明確地敘述道：“察哈爾，可以說是張家口的另一名稱。從(cong) 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政府在張家口設置察哈爾都統〔府〕，直到1952年察哈爾省撤銷〔的〕191年時間裏，張家口先後為(wei) 察哈爾都統府所在地、察哈爾特別行政區首府、察哈爾省省會(hui) (《百度百科》：《張家口廳》—引者注)。這段記載更直白地告訴了人們(men) 察哈爾與(yu) 張家口之間曆來割舍不了的緊密關(guan) 聯，以及這種關(guan) 聯所承載的曆史淵緣。然而，“張家口察哈爾都統府”及其代表人物——察哈爾都統巴爾品等清庭命官，在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的曆史壯舉(ju) 中，扮演了舉(ju) 足輕重的顯赫角色。

　　張家口都統府及察哈爾都統巴爾品等人

　　在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過程中的地位、職能和作用

　　從(cong) 前文中引用的相關(guan) 曆史記載中，我們(men) 可以用來印證的是，張家口察哈爾都統府的設立，並由其專(zhuan) 員——察哈爾都統統領整個(ge) 察哈爾蒙古政治、經濟、文化、軍(jun) 事等所有社會(hui) 事務的確切時間是在1761年(乾隆三十六年)，這個(ge) 時間，恰好是在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戍邊的前一年。然而，可以想象得到，察哈爾蒙古開始撥營西遷的1762年上半年，是張家口察哈爾都統府及其領軍(jun) 人物巴爾品們(men) 正處在“箭在弦上，大有作為(wei) ”的火候。加之，當時是中國清朝曆史上有口皆碑的“康乾盛世”中，乾隆皇帝執掌牛耳、國力強盛的鼎盛時期，皇令如天命，民心歸一，辦理任何一件事，可以說是所向披靡，水到渠成。所以，挑選2000名察哈爾蒙古官兵，攜眷西遷，遠走萬(wan) 裏之外的新疆駐守邊疆這項繁重的任務，辦理得如此的迅速、如此的成功、如此的順利和天衣無縫。這是因為(wei) ，除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君命不可抗”的大一統從(cong) 命哲學因素外，譬如像富德、巴圖濟爾噶勒那樣“忠帥”們(men) 的出色履職作用;像巴爾品那樣“忠將”們(men) 雷厲風行的忠誠操勞作用，以及皇權的象征，時為(wei) 整個(ge) 察哈爾蒙古社會(hui) 事務中心—張家口都統府的絕對權威地位是分不開的。下麵，我們(men) 僅(jin) 從(cong) 《全譯》的有關(guan) 章節中，引用幾段表述，來展示一下朝庭命官、察哈爾都統巴爾品及其都統府在察哈爾西遷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其一，1762年2月29(乾隆二十七年正月三十)日，巴爾品在呈軍(jun) 機處的奏折《為(wei) 移駐伊犁等處察哈爾官兵所需口糧由何處倉(cang) 糧內(nei) 支給事呈軍(jun) 機處大臣文》中說：“此項兵丁自原起程處裹帶前往之兩(liang) 月口糧，理應就近由口北道所轄張家口同知衙門，或萬(wan) 全縣衙門倉(cang) 內(nei) 發給”(《全譯》第14—15頁，——引者注)，以此來谘請軍(jun) 機處原行文巴爾品時未能涉及西遷官兵口糧從(cong) 何處支給的問題。另一方麵表明，此時的巴爾品所掌管的口北道所轄張家口同知衙門，己成為(wei) 具有一定經濟支付能力的察哈爾事務管理中心。

　　其二，1762年3月21(乾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巴爾品在向乾隆皇帝呈奏請旨《奏前往辦理察哈爾官兵起程移駐伊犁事宜折》中，對是否動用都統府官印一事，向乾隆請旨道：“都統之印，也係專(zhuan) 管口外察哈爾八旗事務之印。相應前往辦理兵丁起程、解送羊隻事宜時，請準奴才巴爾品攜帶都統之印”(《全譯》第15—16頁— 引者注)。從(cong) 中可以看出，此時的巴爾品，不但已經擢升成為(wei) 執掌“口外察哈爾八旗事務”的全權朝庭命官、張家口都統府都統，而且，在籌辦督辦西遷察哈爾官兵所有事務的過程中，開始充分顯示出手握“尚方寶劍”——都統官印的官府掌門人身價(jia) 。

　　其三，1762年4月24(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初一)日，巴爾品呈奏清庭軍(jun) 機處，奏報“攜眷移駐伊犁、烏(wu) 魯木齊官兵分隊起程事”，其中，詳細闡述了第一批攜眷移駐新疆千名官兵及其家眷所得餉銀、口糧、役畜(牛、馬、駝、羊)等物品的發放數量、供應地點，具體(ti) 經手人以及千名官兵的分隊情況、分隊起程西遷日期等等，另外還對行軍(jun) 路線及所途徑各處地方官府如何進行接洽、接濟等問題的安排做了細致的說明，道：“此項兵丁攜眷而行，途徑地方紮薩克(官府—引者注)等均須妥善照看通過，故己谘文蘇尼特四子部落、喀爾喀(今蒙古國——引者注)郡王之達西皮勒等旗及定邊左副將軍(jun) ”(當時的烏(wu) 裏雅蘇台府將軍(jun) ，烏(wu) 裏雅蘇台即現今蒙古國科布多——引者注)(《全譯》第19頁—引者注)。這段文字可以說明，巴爾品所主政的張家口察哈爾都統府，已將西遷第一批察哈爾千名官兵及其家眷的全部事宜，己善始善終辦理完畢。當然，在第二批、第三批西遷過程中，巴爾品們(men) 的都統府也同樣起到了全力協同完成的重要作用。……上述這些事例說明，以巴爾品為(wei) 代表人物的張家口察哈爾都統府，是始終領銜主演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這一出曆史重頭戲的重要角色。

　　公元18世紀60年代初和70年代初，在新疆博爾塔拉這塊青色草原上，發生過2次蒙古族大規模遷徙定居的曆史事件，人稱“動天地、泣鬼神”的壯烈移民事件，其中一次是1763年至1764年間的察哈爾蒙古西遷進入博爾塔拉事件;另一次是1771年土爾扈特蒙古東(dong) 歸進入博爾塔拉事件。這其中，察哈爾蒙古大義(yi) 凜然、背景離鄉(xiang) ，割舍父老，不畏布滿荊棘凶險的萬(wan) 裏之遙，來到祖國最需要的塞外邊境安營紮寨，修築卡倫(lun) ，禦外安內(nei) ，屯牧駐守，永久駐防，世世代代無怨無悔，默默無聞，為(wei) 國土的完整，邊境的安寧，邊民的福址而獻了忠心獻終生、獻了終生又獻子孫，現已經曆250年。這種義(yi) 無反顧的奉獻精神，體(ti) 現的是國家意誌、政府行為(wei) ，所以，可以毫無誇張地說，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是我國曆史上最早的“萬(wan) 裏長征”，而定居於(yu) 博爾塔拉永久駐防，是這個(ge) 地區形成最早的“屯戍兵團”。同樣，察哈爾蒙古當年毅然選擇西遷戍邊的義(yi) 舉(ju) ，代表的是國家意誌，踐行的是中華民族核心價(jia) 值觀，維護的是國家核心利益。然而，這段曆史，作為(wei) 一部在特定非常時期形成的特殊曆史軼事，裁入史冊(ce) ，成為(wei) 清朝時期新疆曆史文化和戍務生態的一部分，現較為(wei) 完整地保存在國家第一曆史檔案館，所以，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所主任、著名史學研究員馬大正教授直言評價(jia) 說：“這是全國少數民族自治州史上絕無僅(jin) 有的”。今天，我們(men) 回顧那段不平凡的曆史，回顧在這段曆史演繹中曾經處在中樞神經地位的當年張家口都統府，縱然萌生覽物生情的激情;麵對曆經蒼桑的古老名城張家口，而蕩氣回腸，感慨萬(wan) 分。

　　作者簡介：郎劄，男，蒙古族，1949年11月生，大專(zhuan) 學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業(ye) 餘(yu) 參與(yu) 曆史文化研究編譯工作，先後參與(yu) 《博爾塔拉文史資料》一、二輯、《青色草原之歌》等的編譯、《博爾塔拉蒙古族發展簡史》編寫(xie) 、《博樂(le) 市誌》有關(guan) 章節編寫(xie) ;2004年調入博州黨(dang) 史研究室、地方誌辦公室工作，先後編寫(xie) 《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蒙醫醫院院誌》、《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教育誌》;2007年參與(yu) 完成博州本土首部全麵記錄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的曆史書(shu) 《新疆察哈爾蒙古西遷簡史》，2010年5月出版發行，是該書(shu) 主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