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根據文獻資料對清雍正時期的口北三廳與(yu) 清乾隆時期的察哈爾都統在設置時間、管轄範圍、軍(jun) 政職能等關(guan) 係進行疏證，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口北三廳與(yu) 察哈爾都統的設置應是清政府根據區域特點、民族分布、商業(ye) 貿易等方麵因時因地製宜的結果，體(ti) 現了清統治者對邊防地區管理的戰略智慧。

　　[關(guan) 鍵詞]口北三廳 察哈爾都統 設置

　　按照今天多數人的理解，口北三廳的主體(ti) 地域範圍應指張家口壩上地區，所謂的“壩上”，是以自然地理概念而論，指沿張家口北上而行，地勢陡然增高而形成的廣袤地帶。實際上，口北三廳設置之前，是存在相關(guan) 的行政設置的，口北三廳是清政府根據地域文化特點而專(zhuan) 門設置的地方行政組織，主司地方政務，及至口北三廳設置後的43年，清政府進一步認識到該地區管理的重要性和複雜性，又設置了察哈爾都統，專(zhuan) 司駐防，其所轄範圍與(yu) 口北三廳既有重疊之處，又不盡吻合，二者設置共同促進了該地區民族間的融合、商業(ye) 經濟的發展、近代城市的興(xing) 起。

　　一、設置“口北三廳”史料疏證

　　現將《清史稿》卷五十四之《地理誌》卷二十九有關(guan) 口北三廳記載輯錄如下：

　　史料條一：口北三廳

　　口北三廳，直宣化府，張、獨二口北。康熙十四年，徙義(yi) 州察哈爾部宣、大邊外，壩內(nei) 農(nong) 田，壩外牧廠。及察哈爾東(dong) 翼四旗、西翼半旗。雍正中，先後置三理事同知廳。光緒七年，並改撫民同知。廣六百裏，袤六百五十裏。

　　史料條二：張家口廳

　　明初，興(xing) 和守禦千戶所。順治初，為(wei) 張家口路，隸宣府鎮。西北六十裏。康熙中，置縣丞。雍正二年，改理事廳。光緒七年，改撫民。東(dong) 南距省治七百五十裏。

　　史料條三：獨石口廳

　　順治初，為(wei) 上北路，隸宣府鎮。康熙中，置縣丞，曰獨石路，並衛入赤城。雍正十二年，置理事廳。光緒七年，改撫民。副將，駐。南距省治七百九十裏。

　　史料條四：多倫(lun) 諾爾廳

　　順治初，置上都牧廠。屬宣府鎮。康熙三十年，喀爾喀為(wei) 準逆所破，車駕蹕此受降焉。雍正十年，置理事廳。光緒七年，改撫民。西南距省治千一百裏。

　　從(cong) 以上所引文獻看出，清雍正帝分別於(yu) 二年(1724年)、十二年(1734年)、十年(1732年)設置了張家口廳、獨石口廳和多倫(lun) 諾爾廳，文獻中還零星點到口北三廳設置之前的沿革，筆者在仔細梳理後，重點疏證以下幾個(ge) 問題：

　　其一，口北道與(yu) 口北三廳之間的關(guan) 係。目前，有學者認為(wei) ，口北三廳直接隸屬於(yu) 口北道，口北三廳行使口北道所屬職權。關(guan) 於(yu) 這一點，竊以為(wei) 還有商榷之處，清代行政建製與(yu) 官製多沿襲明季，道和道員製度在明代已確立，但關(guan) 於(yu) “道”的性質，在學者間，仍多歧，《清史稿·職官誌》說，道員“各掌分守、分巡及河、糧、鹽、茶，或兼水利、驛傳(chuan) ，或兼關(guan) 務、屯田，並佐藩、臬核官吏，課農(nong) 桑，興(xing) 賢能，勵風俗，簡軍(jun) 實，固封守，以帥所屬而廉察其政治。”道員的重要職責是監察而無地方政務專(zhuan) 責，很難超越府一級職掌，由此推論，口北三廳的職權範圍並非完全為(wei) 口北道所轄製。

　　其二，口北道與(yu) 宣化府之間的關(guan) 係。既然口北道非地方一級行政組織，那麽(me) ，口北道與(yu) 宣化府二者之間的行政職權又是如何劃分的呢?正如前邊論證，可以認為(wei) ，口北道應是行使監察(或曰觀察)宣化府之職權，關(guan) 於(yu) 宣化府之地方行政事務，實為(wei) 知府及其下屬職官行使。

　　其三，宣化府與(yu) 口北三廳之間的關(guan) 係。上輯史料明確指出“口北三廳，直宣化府”，從(cong) 字麵上可以理解為(wei) ，口北三廳在行政組織管理上應隸屬於(yu) 宣化府。清代地方行政機構為(wei) 省、府、縣(廳、州)三級製，且清初沿用明製，同知為(wei) 知府的副職，應屬縣一級，負責分掌地方鹽鐵、河工、水利、江防、人命訴訟、撫綏民夷等事務，從(cong) 官製品級來看，屬於(yu) 正五品，低於(yu) 知府一級(知府為(wei) 從(cong) 四品)，但“同知”品級又高於(yu) 知州(從(cong) 五品)、京縣知縣(正六品)、知縣(正七品)，口北三廳的“同知”，自應受其所“直”，受到知府節製，然口北三廳可能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三廳的同知可能不再是簡單的知府副職，一定程度上蛻變成了掌管三廳政務的最高官職。

　　二、設置“察哈爾都統”史料疏證

　　關(guan) 於(yu) 察哈爾都統的設置，《清史稿》卷十二《高宗本紀》卷十二中一語帶過：

　　“(高宗二十六年)十一月……辛醜(chou) ，調嵩椿為(wei) 察哈爾都統，以舒明為(wei) 綏遠城將軍(jun) 。”《清史稿》卷二○六《疆臣年表十：各邊將軍(jun) 都統大臣》卷第四十六也僅(jin) 蜻蜓點水般描述：“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是年設察哈爾都統。”

　　多數學者對 “察哈爾都統”的設置時間無太大疑義(yi) ，但關(guan) 於(yu) 察哈爾都統、代都統和署理都統的數量、任數、任期等問題還存在不少爭(zheng) 議，現根據《清史稿》卷二○六至卷二○八統計出察哈爾曆任都統情況：

　　乾隆年間：

　　附表：乾隆年間察哈爾都統(為(wei) 方便論證，乾隆年間都統以表格形式統計)

　　嘉慶年間：

　　博興(xing) 、觀明、佛爾卿額、貢楚克劄布、慶怡、興(xing) 肇、成寧、祥保、伊衝(chong) 阿、慶溥、富蘭(lan) (共11人，12任，其中貢楚克劄布2次任都統);

　　道光年間：

　　鬆筠、慶惠、富蘭(lan) 、瑚鬆額、和世泰、博啟圖、安福、福克精額(署)、武忠額(署後擔任)、凱音布(署後擔任)、蘇勒通阿(署後擔任)、樂(le) 善、賽尚阿、布彥泰、璧昌、鐵麟(代後擔任)、祿普、裕誠、雙德、庚福(署)(共20人，22任，鐵麟3次任都統);

　　鹹豐(feng) 年間：

　　恒春、西淩河、花山太(署)、慶昀(署後擔任)、穆隆阿(署後擔任)(共計5人，7任，西淩河、慶昀2次任都統);

　　同治年間：

　　阿克敦布、福興(xing) 、文盛、額勒和布、慶春、奎昌(署)(共計6人，8任，額勒和布、慶春2次任都統);

　　光緒年間：

　　瑞聯、春福、穆圖善、景豐(feng) 、祥亨、謙禧、吉和、永德、紹祺、托倫(lun) 布、奎斌、德銘、祥麟、芬車、奎順(代後擔任)、升允、溥頲、鬆壽、誠勳、溥良、黃懋澄(署)、馮(feng) 國璋、何宗蓮(署)(共計23人，23任)。

　　通過上述梳理，發現清代察哈爾都統設置情況有以下特點：

　　其一，乾、嘉年間察哈爾曆任都統的任命較為(wei) 穩定，以乾隆朝為(wei) 例，曆任察哈爾都統皆為(wei) 直接擔任，並沒有出現署理都統、代都統的情況，一定程度反映出乾隆朝各邊將軍(jun) 都統大臣任職製度的穩定性。

　　其二，曆朝曆任察哈爾都統任職時間差異性極大，長者10數年，短者幾個(ge) 月，以乾隆朝為(wei) 例，常清任職13年，烏(wu) 爾圖納遜三次出任達12年，而積福僅(jin) 任職4個(ge) 月。究其原因，主要是清代駐防都統、邊防將軍(jun) 、參讚大臣、辦事大臣之間流遷頻繁，乾隆朝年間察哈爾都統嵩椿還曾擔任綏遠將軍(jun) 、安泰曾擔任參讚大臣，當然也有免職、降職、擢升的情況，相對來說較少。清代各邊將軍(jun) 都統大臣流遷任職的製度有利於(yu) 統治者(皇帝)對邊疆重地的控製，防範邊防大臣擁兵自重，威脅中央統治。

　　其三，清代後期，尤其是光緒年間，察哈爾都統任職時間都較為(wei) 短暫。清代都統大多為(wei) 滿蒙權貴所掌控，鮮少漢族官吏擔任，至清光緒後期，僅(jin) 北洋軍(jun) 閥馮(feng) 國璋擔任，黃懋澄、何宗蓮僅(jin) 為(wei) 署理。由此可知，清政府對察哈爾都統任職的重視程度，即使在日落西山之時，滿清亦不放手對察哈爾地區的軍(jun) 政管理。

　　三、口北三廳與(yu) 察哈爾都統設置關(guan) 係考略

　　清代口北三廳與(yu) 察哈爾都統的設置盡管在時間上前後相差43年，但二者並非孤立而毫無聯係，現根據相關(guan) 史料，加以分析：

　　清代口北三廳與(yu) 察哈爾都統的設置並非統治者一時之興(xing) ，而是多年籌思經營、因時因地製宜的結果。雍正二年(1724年)設置直隸省口北道，口北道在設置之前，是受山西布政使司的節製和管理的，為(wei) 山西布政使司參議口北道。張家口、獨石口作為(wei) 邊防重塞關(guan) 口，明、清兩(liang) 朝統治者熟知其軍(jun) 事地位，清初順治二年(1645年)，就在張家口、獨石口駐防八旗兵，扼要守險。隨著該地區商業(ye) 貿易的發展，尤其是張庫商道對“口外”貿易的推動，設立相對獨立、由“道”進行監管的“散廳”處理該地區的政務成為(wei) 必然，雍正二年將口北道改屬直隸，由口北道監察口北三廳錢糧、河工、鹽鐵、商貿、夷務等事宜;至雍正中，設立了口北三廳，管理口外察哈爾蒙民、旗民事務(包括錢糧、刑名、人命訴訟等)。張家口、獨石口等地地處蒙漢、遊牧與(yu) 農(nong) 耕民族交匯之地，18世紀前期，隨著口北三廳的設立，日漸推動當地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對外貿易，為(wei) 保障京畿重地的駐防和該地區的經濟發展，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一月，清政府在張家口設立察哈爾都統，統管察哈爾八旗。可以說，口北三廳與(yu) 察哈爾都統互為(wei) 表裏，口北三廳主行政、察哈爾都統掌邊防，二者的設置共同推進了該地區的繁榮和發展，成書(shu) 於(yu) 清乾隆年間、由黃可潤編修的《口北三廳誌》存有該地區的民族經濟、城鎮發展的史料，也從(cong) 側(ce) 麵反映了該地區的經濟政治穩定情況。

　　清代口北三廳與(yu) 察哈爾都統的設置充分體(ti) 現了清統治者為(wei) 處理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各種事務的深思熟慮。口北三廳，皆為(wei) 理事同知廳，“理事同知”是清政府為(wei) 處理少數民族和漢族關(guan) 係而設的專(zhuan) 職官員，清早期設在八旗駐地，其後隨著駐防的地區不斷擴大，逐漸成為(wei) 定製。張家口、獨石口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既是蒙漢交匯之地、又是畿防重地，在這些地方設置理事同知廳便順理成章了;此外，為(wei) 加強對察哈爾八旗的統治，根據察哈爾八旗為(wei) 蒙古八旗特點，設立察哈爾都統管理察哈爾八旗的軍(jun) 政和遊牧之事，亦為(wei) 明智之舉(ju) 。

　　清代口北三廳與(yu) 察哈爾都統的設置客觀上推動了張家口地區的區域經濟和城市發展，為(wei) 張家口近代城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8世紀，該地區畜牧業(ye) 、商業(ye) 、對外貿易得到空前發展，皮料加工、煤礦業(ye) 興(xing) 起，形成鮮明民族特色的地區經濟發展模式，口北三廳(這裏主要指張家口廳、獨石口廳)的設置促進了該地區的經濟發展，而該地區經濟發展又客觀上推動了張家口廳、獨石口廳的城鎮發展;察哈爾都統的設置初衷是軍(jun) 事防禦中心，到清中後期，隨著張家口廳、獨石口廳的經濟發展和“口外”貿易的需要，察哈爾都統所駐防的張家口，其城市功能也逐步發生了變化，張家口經濟與(yu) 貿易也日趨興(xing) 盛，成為(wei) 近代張家口市的基礎。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