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庚子之變與辛亥革命相隔十餘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麵臨二千多年來之大變局。“自開商埠”是清末民初國家主動采取的口岸開放政策，借以擺脫困境、發展實業、振興商貿，融入世界。張家口作為中國北方的商埠要地，其口岸開放從清末察哈爾都統誠勲呈奏，至民初察哈爾特別區都統田中玉完成準備程序，困難重重曆經十年之久。此時的中國正處在國勢羸弱外交無力的時期，張家口開埠過程屢受涉外關係製約，在近代中國“自開商埠”史上鮮見。

河北省張家口自清中期至民國早期，憑借著優越的區域地理位置已經演變為旅蒙商貿與中俄恰克圖外貿的重要集散地，1909年京張鐵路通車，1918年張家口至庫倫公路汽車客貨的營運，利好條件對於中國北部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麵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麵臨大變局，勵誌圖新增強民族經濟實力，改善內外環境以漸進融入世界，亦為國家上下所共識。本文通過檔案、文獻史料調查，以清末民初應時政府對於張家口城區開埠的不同政策，簡要考述百年前這個北方內陸城市開埠曆程中的涉外關係。

清廷外交難點與察哈爾都統呈奏被拒

清代中國與世界的商貿往來，乾隆二十年後始有一口通商，鴉片戰爭帶來了屈辱的“約開商埠”五口通商。進入二十世紀，庚子之變與《辛醜條約》，致使中國處在惡劣的外部環境下，清末推行了一係列新政，“自開商埠”為其一之策。近代史學家朱英指出：“一般說來,外部因素往往是促使近代中國某些製度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初動因之一,但何時變以及怎樣變,卻又常常取決於中國內部因素的作用……。由於自開商埠的各方麵管理權均屬於中國,並且不得設立喪失主權的‘國中之國’之租界,故而具有積極的作用與影響。”

自清代起始，作為中國北方重要商埠的張家口，有一段明代長城成為了一麵重要的“界牆”，形成了“口內”與“口外”二個地界，亦即“關內”與“關外”之別。而其內、外地位輕重不一，行政轄治權各有其屬。郭蘊深依據中俄兩國自1860年11月4日至1881年2月24日之間簽訂的五件條約中，指出俄商“獲取在張家口建造鋪房行棧的權利，但最終未能設立領事官，也未能像中國其他通商口岸一樣成為一個開放的商埠”。此處“張家口”所指為“口外”地界，這是清廷麵對俄國強勢壓力的一種妥協，始終拒絕俄商進入“口內”城區。

隔絕“關內”和“關外”的大境門

清後期，清廷堅持“口內”城區不對外開放的政策，但是由於清末外國洋行借本地商號之名湧入張家口城區，形成了“開埠效應”，由此“口內”的開放成為清政府的外交難點。

對於俄商在張家口長城以外獨家開設茶棧而得利益，早已引起日本的不滿。1904年日本人《論開張家口為商埠》做出表達：“俄已圖掩有蒙古、欲握張家口要衝之地，……雖然天下之事不能豫睹其將來，不若當今之事中國自開該地為萬國通商之地，以絕強鄰窺伺之誌。”俄國極不滿意日本人圖謀打開張家口城區為“萬國通商之地”，1905年俄外交部照會中國雲：“聞貴國有開張家口庫倫為商埠之議。……張家口亦為俄商出入要道，非尋常海口可比。今無端胡開商埠，是有意侵損俄商利益，決難承認等語。”

近代以來，沙皇俄國與日本帝國作為中國的兩個“強鄰”，同在“窺伺”張家口的地理地位與商貿業利益，兩國間的“角力”公開化，令清政府無法擺平陷入困境。即使在清末新政下，光緒33年（1907年） 時任察哈爾都統誠勲呈奏張家口城區“自辟商埠”後仍被拒絕，清廷明示：“臣等查張家口地方向為西北商旅來往之孔道，現在京張鐵路將通，……商務必益臻繁盛。該都統所奏自係實在情形，惟開埠通商事關交涉，雖自辟稍可保主權，而內地究不同口岸，當此治外法權尚未收回之時，多一商埠即多一轇轕。”

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國勢羸弱外交無力，清廷官員對於張家口城區的對外開放采取了較為消極的態度，在涉外關係上盡量避免與列強之間的“轇轕”糾纏，並對外解釋：“外務部會議開放庫倫及張家口之事，以今後若開放，恐生俄國之疑，因決議俟和局定後再行商辦。”在商貿方麵也畏手畏腳，“難保各國不思利益均沾，指地貿易要求。……勢不能不預擬一切變通辦法，以資對付”。因此楊天宏指出：“近代中國的口岸開放偏重政治及外交的考量，開埠是實現經濟增長和社會改造的重要手段，但也有可能轉化成國人尤其是統治者擔心的‘開門揖盜’之舉。”在此問題的權衡上，清政府陷入了困境。

近代，張家口被列強視為必爭之地

民國北京政府期間張家口二次“自開商埠”操作

1914年第一次開埠調研勘察

辛亥革命後，民國北京政府較前清有所進步，對張家口等地實施“主動開放”的國家舉措。1914年1月8日發布大總統令，此令要求“……即由國務院會商主管各部迅將開埠事宜妥為籌辦，此項自開商埠與約開商埠有別，並應悉心規畫妥定章程，呈候核奪頒行”。隨之北京政府國務院與相關職能部門組織了有效的工作，以外交部通商司為牽頭單位組織會商，派出人員分東西兩路展開調查。1914年1月20日至5月30日期間，國務院及相關各部來往函件約30件。

民國北京政府組織調研中，聆詢外國顧問建議、谘詢涉外法律成為要點，對於自開商埠十分謹慎且又缺乏外交經驗，仍然盡力避免與各國勢力發生矛盾。有四件文書如下。

一是外交部通商司僉事魏渤“開放北邊七區意見書”。意見書首先強調領事裁判權的對策，否則“凡外人所劃之地，即領事裁判權所及外人財產所在領事裁判權隨之，甚至外貨所至之區均為領事裁判權……。此七處於中國本部，故屬邊地，於民國版圖腹地也，故領事裁判權從此擴充內地”。由於開埠城市（鎮） 須為洋商劃定具體地界及相關棧房建築，魏勳還提出了在開埠前的三點具體規定。

二是莫理循顧問意見書。莫理循就張家口等地開埠提出了令政府難堪的解釋：“開放商埠雖俄國口言反對，實為民國之佳音，緣此係證明開放商埠可阻俄國侵掠計劃……倘俄國政府實有反對之語，則可告以開放商埠為振興商業起見，毫無政治關係。現正從事在該各處設立洋關，所收稅項撥作賠款之用。俄國係占賠款數目最多之國，中國政府深信俄國政府對於開放商埠之舉必能滿意等語……。理循接到日使館函，有賀喜中國昌盛之語，此係日人讚同。”從莫理循意見書中可以看到，俄日兩個帝國在華利益的“角力”延續至民國。

三是外國人狄顧問意見書。狄顧問呈送外交總長的意見書，就“自開商埠”涉及建設棧房等地上物權等問題，較為詳盡的介紹了日本民法中相關外國人購置不動產權益及其相關法律問題，為張家口等地開埠提供參考。

四是張家口調查報告書。向外交總長提交報告的重點是張家口、歸化二地，並指出：張家口自有鐵路修通，已具商埠氣息，有此基礎開埠不難。調查報告給出1903年張家口洋行共有三十餘家，並例舉17家洋行采買物資數量。

1914年開年之初北京政府的“大總統令”，是由政府主導的頂層設計，該計劃由上而下推行，而由於民初北京政府與地方行政管理的不穩定狀態，以及各級財政難以支持開埠費用等問題，奉令調查後再無其他準備程序。

1912年孫中山在張家口考察

1918年察哈爾都統田中玉重啟開埠

民國北京政府期間，各路軍閥輪番進駐張家口任職察哈爾特別區都統，田中玉任職時間最長。田都統就張家口優越的區位優勢及其商貿業之繁盛，以1914年“大總統令”為基礎，自1917年11月致國務院說帖“請接續進行開埠事宜”，至1918年8月得到外交部內務部同意重新啟動。直至1918年底共有十件與政府相關部門往來函件，自下而上推動完成了重啟自開商埠的各項籌備事宜並報備政府部門。

田中玉

1918年10月6日，田中玉就《籌備張家口自辟商埠事》呈大總統函件中，陳述了1914年張家口開埠未果的原因，並強調開埠事不可再拖延：“前大總統令一律自辟商場，……其餘如張家口多倫諾爾洮南葫蘆島各處大都限於財力，一時尚未及舉行；若竟懸事待款，長此因循不惟克外人責言，抑或有妨國家商政。”另外此函件還提到了日本公使照會：前以滿蒙間中日通商關係日見密切，曾經中國政府於民國三年將張家口等處開放，作為自辟商埠，應請從速實行。以此件日本照會及1914年莫理循建議書中日本人的態度，明顯看到日本人對於張家口自開商埠嚴重關切，責怪1914年以來張家口開埠事未果，並以“滿蒙間中日通商關係”而論，暴露了其蓄謀的“滿蒙”之策。

領事機構與洋行

1918年底張家口開埠完成了所有準備程序，政府當與各國在京使團磋商。經房建昌考證：1920年4月美國首先確定在張家口設立領事館，這是張家口城（口內） 曆史上開設的第一個外國領事館；日本外務省1922年3月14日下令在張家口設領事館；蘇聯1924年11月7日在在張家口設領事館。

清末民初張家口未開埠之前，多國洋行湧入顯現“開埠效應”，就此現象日本人於1904年《論開張家口為商埠》中寫道：“張家口由中國通於蒙古及俄屬西伯利亞之重鎮而為通商之要區，近年該地之通商發達效著，……聞天津之洋商冒中國商人之名開分行於該地，以從事收買者指不勝數。而麵對未開埠之前的洋行進入，清廷官員十分敏感，直隸督撫予以嚴查：竊查各國洋商，若赴內地開設行棧，以及華洋商互相假冒、影射牌號，均為約章所應禁者。……擬清飭下京張、正太等處鐵路經過各州縣，洋商隻準入內地寄寓客棧，辦本行貨物出洋，不得在內地開設行棧，……如該地方官失察，即行撤參，以示懲警。”未開商埠前洋行商人在張家口做生意受到約束，隻可以與當地商家合作，用“變通”的方式做生意，不可以隨意公開掛牌設立洋行。

結語

清末民初，自開商埠自中國南北東西發展迅速，已達50餘處。張家口處於幹旱寒冷的北方邊地，其口岸開放的曆史成因，主要基於地理位置優越與商貿興盛：自清康熙中期至乾隆二十年，俄國官方商隊北京貿易將張家口立為必經之地；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圖條約後張家口成為主導恰克圖貿易的集散地；1860年後中俄茶葉貿易之爭，俄商爭得張家口“口外”設置茶棧利益；1904年俄日戰爭後，日本加緊與俄國在張家口的利益之爭；清末民初三四十家洋行湧入張家口的“開埠效應”等等；與近代中國自開商埠的一些城鎮有著明顯的不同。而在開埠的曆程中，外部勢力的幹擾以及政府的對策，成為近代張家口自開商埠攸關國家涉外關係的一個難點、節點。當中國處於二千多年以來的大變局之時，弱國無外交，彈丸之地的張家口城區對外開放承受著外部勢力的掣肘，走過了艱難曆程。

當今世界麵臨著百年之變局，新冠疫情、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考驗著各國，而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成績，奠定了穩健前行的基礎，並致力於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今的中國與一百多年前相比，其國力完全不可比較，且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堅持走與各國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道路。

本文就近代張家口自開商埠曆程，作該地口岸開放涉外關係簡短考述，以達知史明鑒之意。

作者簡介：常忠義，張家口米兰足球国际俱乐部官网理事，河北大學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李國欣， 張家口米兰足球国际俱乐部官网副會長。

文章來源：《公共外交季刊》2020年冬季號

圖文編輯：陳弘毅

責任編輯：郎亞嬌 徐坤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