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語：2023年恰逢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成立90周年。憶往昔，自幼年讀史，為(wei) 同盟軍(jun) 的英雄氣概而讚歎，也為(wei) 其不幸結局而傷(shang) 感。從(cong) 學以來，以中共黨(dang) 史為(wei) 研習(xi) 重點，受劉涓迅、胡寧兩(liang) 位老師點撥，張家口米兰足球国际俱乐部官网劉文錦會(hui) 長作序，曾完成河北省社科基金《紅色察哈爾》一書(shu) ，設有專(zhuan) 門章節“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與(yu)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該章節綜述了建黨(dang) 百年（2021年）之前的研究成果，擇要編纂、提煉、總結，結合可靠史料，亦言及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的曆史影響及失敗原因。受張家口米兰足球国际俱乐部官网劉文錦會(hui) 長、焦春金秘書(shu) 長之邀，現將該章節摘出網絡登載，以供時人及後人參稽。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與(yu)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郎琦

（首都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

 

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的崛起並非一蹴而就，是中共與(yu) 馮(feng) 玉祥經過密切接觸、達成共識後，由馮(feng) 玉祥出麵組織、中共積極協助，在日寇大兵壓境察哈爾的關(guan) 鍵時刻揭竿而起。同盟軍(jun) 雖以失敗告終，“但其對北方的抗日和革命形勢的發展起了很大的影響；在短短的時間裏為(wei) 黨(dang) 在後來的北方白區和陝北紅軍(jun) 鬥爭(zheng) 中鍛煉了一批抗日幹部；同時，在第三次‘左’傾(qing) 機會(hui) 主義(yi) 路線的危害和民族危機關(guan) 頭的困難條件下，我們(men) 黨(dang) 和馮(feng) 玉祥先生及其影響下的愛國將士結成了一條局部國共合作性質的統一戰線，這對後來抗戰期間的國共合作，解放戰爭(zheng) 期間馮(feng) 係西北軍(jun) 的愛國軍(jun) 人與(yu) 國民黨(dang) 反動派決(jue) 裂，棄暗投明，都具有一定的曆史影響。”

一、抗日同盟軍(jun) 的緣起及軍(jun) 事鬥爭(zheng)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的緣起與(yu) 中共北方特科（北京特科）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馮(feng) 玉祥再次與(yu) 中共合作，開展抗日救亡，很大程度上是北方特科發揮了主要作用，並為(wei) 抗日同盟軍(jun) 提供了正確的指導思想。

（一）北方特科與(yu) 馮(feng) 玉祥的抗日謀劃

馮(feng) 玉祥同蔣介石“同流合汙”的反共道路並未走多久便發生了中原大戰，馮(feng) 部被蔣拉攏利誘、挑撥離間所瓦解。馮(feng) 玉祥不得不跑到山西汾陽過起了隱居生活。此間，馮(feng) 對以前的行為(wei) 有所反思，對過去反共的錯誤有了一定認識，因而再度尋找中共，並與(yu) 中共山西省委取得聯係，希望重新合作。

“1931年8月，中共臨(lin) 時中央特科負責人陳賡來到北方開辟新的秘密工作”，陳在天津委托吳成方創建中共華北政治保衛局，即中共北方特科，並布置了任務。大致可歸結為(wei) 特殊軍(jun) 事活動、特殊政治活動（統戰性質）、保衛組織、情報工作四類。從(cong) 北方特科的工作任務來看，比較適合做馮(feng) 玉祥的統戰工作。北方特科負責人吳成方通過馮(feng) 玉祥的代表趙彥卿與(yu) 馮(feng) 建立了聯係，並委派肖明（蕭明）在中共擬定的會(hui) 談要點基礎上與(yu) 馮(feng) 進行了全麵會(hui) 談。馮(feng) 玉祥“承認一九二七年背離共產(chan) 黨(dang) 是錯誤的……他與(yu) 蔣介石搞在一起，促使寧漢合流，結果等於(yu) 拆了國共合作的武漢政府的台。”馮(feng) 玉祥對自己過去錯誤的深刻反省，加之在抗日問題上與(yu) 中共政策相符，進一步堅定了北方特科與(yu) 其合作的信心。此次會(hui) 談，馮(feng) 在日記中寫(xie) 道：“日人侵略日甚一日，而惡劣政局仍日固一日，國亡無日矣……高同誌介紹蕭同誌來，談發展黨(dang) 務，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到農(nong) 工群眾(zhong) 中去作工及如何作法，此為(wei) 極難之事雲(yun) 雲(yun) ，誠為(wei) 有識之話……本日天寒甚。蕭君同我商談救民大事……蕭先生談各事，頗有教訓……保護色之利用，是革命成功的第一要件。”

肖、馮(feng) 會(hui) 晤後，“馮(feng) 玉祥在政治上有了主張，行動就有了明確方針，他可以在原來的老部下中進行抗日動員活動了。”在此情況下，中共北方特科受邀於(yu) 馮(feng) 玉祥，共同籌劃抗日。自1932年初，馮(feng) 玉祥多方奔走呼籲抗戰，並向政府提出議案，要求收複失地，但均因蔣介石堅持不抵抗政策而付之東(dong) 流。遂聽從(cong) 北方特科建議，移住張家口直接籌劃組建抗日武裝活動。北方特科之所以為(wei) 馮(feng) 做如此打算，與(yu) 他前期在張家口的軍(jun) 政活動有很大關(guan) 係。馮(feng) 到張家口後，北方特科派中共黨(dang) 員秘密協助籌劃建立抗日武裝。這些人與(yu) 馮(feng) 玉祥配合默契，深得馮(feng) 的信任，抗日武裝籌建工作十分順利。

當時，察哈爾駐紮的東(dong) 北退守部隊達數萬(wan) 之眾(zhong) ，互不統屬、各行其是、一盤散沙。經中共與(yu) 馮(feng) 玉祥多方聯絡、耐心說服，多數表示擁護馮(feng) 的領導進行抗日。一些愛國軍(jun) 人和誌士得知馮(feng) 在察哈爾組建抗日部隊，紛紛來歸。至此，匯集在馮(feng) 玉祥抗日麾下的部隊已達十萬(wan) 人，創建抗日軍(jun) 隊、樹立抗日義(yi) 旗的時機已經成熟。1933年5、6月間，“察東(dong) 四縣”被日偽(wei) 占領，察哈爾形勢進一步惡化。經中共與(yu) 馮(feng) 玉祥多次協商，集議公推馮(feng) 為(wei) 總司令，成立“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當此危難之際，奮起抗戰。

（二）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的組織機構

1933年5月26日，張家口召開了有數千軍(jun) 民參加的察哈爾民眾(zhong) 禦侮救亡大會(hui) 。馮(feng) 玉祥在大會(hui) 上宣布抗日同盟軍(jun) 正式成立，並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救國講演，向全國發出通電，就任抗日同盟軍(jun) 總司令，主張聯合各黨(dang) 各派各軍(jun) ，動員全國一切力量，一致武裝抗日，收複失地。《馮(feng) 玉祥就任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總司令電》發表後不久，駐察哈爾各路部隊、全國社會(hui) 團體(ti) 甚至是國民黨(dang) 個(ge) 別黨(dang) 部都紛紛致電表示支持與(yu) 擁護，參見表2—1：

 

表2—1:1933年5-6月全國各地擁護抗日同盟軍(jun) 通電簡匯

 

致電者	致電日期	主要內(nei) 容
張軍(jun) 長人傑響應馮(feng) 總司令就職通電	1933.5.27	敢祈全國同胞認清道路，鑒別邪正，同聲奮起，一致擁護。
鄧文擁護馮(feng) 玉祥成立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的通電	1933.5.27	謹率所部兩(liang) 萬(wan) 健兒(er) ，服從(cong) 鈞座指揮，前區殺敵，赴湯蹈火，義(yi) 所不辭。
方振武響應馮(feng) 玉祥就任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總司令的通電	1933.5.28	振武決(jue) 奉先總理之遺教，暨真革命之精神，捍衛疆域，惟力是視。
自衛軍(jun) 軍(jun) 長張礪生響應通電	1933.5.29	僅(jin) 率我察哈爾省父老子弟，組織自衛軍(jun) ，追隨我馮(feng) 總司令。
李忠義(yi) 劉震東(dong) 響應通電	1933.5.29	馮(feng) 總司令，堅毅卓絕，夙為(wei) 抗日戰士及全國民眾(zhong) 所信仰。
上海各民眾(zhong) 團體(ti) 救國聯合會(hui) 賀馮(feng) 總司令就職電	1933.5.29	特電馳賀，敬祝成功。
濟南民眾(zhong) 團體(ti) 聯合會(hui) 賀電	1933.5.29	佇(zhu) 盼我公即日長驅關(guan) 外，痛飲黃龍。
張作相等五十餘(yu) 將領響應通電	1933.5.31	張作相、孫魁元、張自忠、劉汝明等。
山東(dong) 全省民眾(zhong) 抗日會(hui) 賀電	1933.5.31	頭顱猶在，熱血可濺，誓從(cong) 公後，湔雪國恥。
廣州特別市黨(dang) 部賀電	1933.6.1	國事尚有可為(wei) ，敬希加倍努力。
西南各省國民對外總會(hui) 賀電	1933.6.1	務望整我師旅，還我河山，全國人民，誓為(wei) 後盾。
廣州市參議會(hui)	1933.6.2	本市百萬(wan) 市民，誓為(wei) 後盾。
天津中華民族自救會(hui)	1933.6.15	破內(nei) 奸之企圖，挫外寇之凶焰，拯我民族，救我國家。
抗日軍(jun) 各將領表明追隨馮(feng) 總司令抗日態度通電	1933.6.20	茲(zi) 謹率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將士，追隨馮(feng) 總司令之後，重整義(yi) 旗，克日北指。
東(dong) 南五省民眾(zhong) 抗日救國會(hui) 賀電	1933.6.20	本會(hui) 誓死以抗日救國為(wei) 永不變之宗旨。
西南政委會(hui) 請關(guan) 黃肖等屏絕內(nei) 爭(zheng) 共禦外辱電	1933.6.22	萬(wan) 望精誠團結，互相提攜，屏絕內(nei) 爭(zheng) ，共禦外辱……國家前途，實利賴之。
國民黨(dang) 留滬中央委員請蔣汪援助馮(feng) 玉祥抗日電	1933.6.22	政府宜獎其忠忱，嘉其勇毅，補充其軍(jun) 旅，俾得安心練兵，保障邊陲。

 

注：根據政協多倫(lun) 縣委員會(hui) ：《多倫(lun) 文史資料》第三輯（內(nei) 蒙古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07-137頁）；政協張家口文史資料委員會(hui) ：《張家口文史資料》第31-32輯（1997年，第32-38頁）、第19輯（1991年，第172-182頁）、第26-27輯（1995年，第32-46頁）製定。

 

如上表所示，馮(feng) 就職同盟軍(jun) 總司令後，得到全國愛國誌士、社會(hui) 團體(ti) 的擁護，張家口附近各部軍(jun) 隊均表示“悉聽指揮”，西南、東(dong) 南、廣東(dong) 、山東(dong) 等地均有通電響應，即便是國民黨(dang) 中央委員、各軍(jun) 將領亦致電支援，足見抗日乃大勢所趨。

1933年6月15日，“抗日同盟軍(jun) 第一次軍(jun) 民代表大會(hui) 在張家口開幕，到會(hui) 代表有馮(feng) 玉祥、吉鴻昌、方振武等61人，中共黨(dang) 員宣俠(xia) 父、張慕陶參加了大會(hui) 。會(hui) 議進行了五天。通過了抗日同盟軍(jun) 綱領、軍(jun) 事問題、財政政策、軍(jun) 隊政治工作與(yu) 協助民眾(zhong) 運動、軍(jun) 委會(hui) 組織大綱等決(jue) 議案。”隨後，依據軍(jun) 委會(hui) 組織大綱，選舉(ju) 了軍(jun) 事委員35人，後補委員29人。推舉(ju) 馮(feng) 玉祥、方振武、孫良誠、吉鴻昌、張允榮、鄧文、佟麟閣、張人傑、邱山寧、宣俠(xia) 父、張慕陶等11人為(wei) 常務委員。抗日同盟軍(jun) 軍(jun) 事組織序列如表2—2所示：

 

表2—2：抗日同盟軍(jun) 軍(jun) 事組織序列

 

軍(jun) 隊番號	領導人	下轄部隊	備注
第一軍(jun)	佟麟閣	轄兩(liang) 師一旅	7月25日起第24、25師歸第一軍(jun) 節製，其中第二師係中共領導，中共幹部擔任團、營主要領導，係汾陽軍(jun) 校部隊。
第二軍(jun)	吉鴻昌	轄四個(ge) 師	吉鴻昌入黨(dang) 時間問題決(jue) 定了第二軍(jun) 是否為(wei) 中共領導，第五師係中共領導，師長宣俠(xia) 父。
第五軍(jun)	阮玄武	轄兩(liang) 個(ge) 師	第十八師係中共領導，師長許權中。
第六軍(jun)	張淩雲(yun)	轄兩(liang) 個(ge) 師
第十六軍(jun)	李忠義(yi)	轄三個(ge) 師
第十八軍(jun)	黃守中	轄五個(ge) 師	係熱河民眾(zhong) 抗日救國軍(jun) ，由中共張家口特委（北方特科派駐）發動，孫殿英騎兵第四師後加入。
第五路軍(jun)	鄧文	騎兵三師一旅、步兵一旅	係馬占山舊部。
第六路軍(jun)	劉桂堂		此前投敵，後在沽源通電就職，前委派中共幹部前往開展工作。
騎兵挺進軍(jun)	孫良誠	第一、二挺進軍(jun)	大部分為(wei) 東(dong) 北、熱河、蒙古義(yi) 勇軍(jun) 。
察哈爾自衛軍(jun)	張礪生	三個(ge) 師、兩(liang) 個(ge) 支隊	係張北、商都、寶昌保甲民團。
抗日救國軍(jun)	方振武	轄兩(liang) 個(ge) 軍(jun)	方振武率部北上。
蒙古軍(jun)	德王	轄三個(ge) 軍(jun)	全麵抗戰爆發後投靠日本。
蒙古自衛軍(jun)	富華亭	轄三個(ge) 師
同盟軍(jun) 總部直轄部隊有：獨立第1、2、3、4團、衛隊團；幹部學校軍(jun) 官、軍(jun) 士及學生大隊（校長為(wei) 中共秘密黨(dang) 員張克俠(xia) ），第一、二、五軍(jun) 為(wei) 馮(feng) 玉祥嫡係部隊。

 

注：根據劉涓迅整理《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大事記》（河北省政協編：《馮(feng) 玉祥與(yu) 抗日同盟軍(jun)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3-207頁）；1937年5月馮(feng) 玉祥等在紀念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抗戰四周年散發紀念冊(ce) ，載政協多倫(lun) 縣委員會(hui) ：《多倫(lun) 文史資料》第1輯（內(nei) 蒙古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89-191頁）；1933年趙謹三編《察哈爾抗日實錄》，載政協多倫(lun) 縣委員會(hui) ：《多倫(lun) 文史資料》第3輯（內(nei) 蒙古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24-129頁）製定。

 

通過上表可見，同盟軍(jun) 軍(jun) 事組織序列龐大，共有12個(ge) 軍(jun) 、30-40個(ge) 師。這樣一個(ge) 龐大的軍(jun) 事力量，客觀上完全能夠進行抗日救亡鬥爭(zheng) 。尤其是中共領導的軍(jun) 隊，如第二師、第五師等，在收複“察東(dong) 四縣”的戰鬥中發揮了主要作用。但是，這樣的編製體(ti) 係也存在重大隱患：第一，抗日同盟軍(jun) 係一個(ge) 鬆散的“邦聯”組織，各軍(jun) 多是退駐察哈爾的部隊，僅(jin) 改稱了番號，雖向馮(feng) 表達了抗日決(jue) 心，但缺乏組織凝聚力；第二，各軍(jun) 領導人之間互相傾(qing) 軋、猜疑，均有保存實力的想法，馮(feng) 玉祥與(yu) 方振武亦矛盾重重，加之同盟軍(jun) 後方補給困難，以至於(yu) 戰鬥力嚴(yan) 重不足；第三，很多領導人係搖擺分子，劉桂堂即為(wei) 一例，這部分人見風使舵、抗日不足、擾民有餘(yu) ，成為(wei) 同盟軍(jun) 內(nei) 部的巨大隱患。

抗日同盟軍(jun) 成立後，軍(jun) 隊的整編訓練工作迫在眉睫。需要中共派大量幹部對其進行全方位的思想整訓、政治訓導、組織管理等。北方特科領導人也確實意識到整編訓練的重要性，為(wei) 此不得不違反黨(dang) 的秘密工作原則，與(yu) 河北地方黨(dang) 組織取得聯係。河北省委執行了與(yu) 北方特科完全向左的路線，以致同盟軍(jun) 在收複“察東(dong) 四縣”後走向失敗。但是，從(cong) 北方特科與(yu) 馮(feng) 接洽到抗日同盟軍(jun) 組建，黨(dang) 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與(yu) 馮(feng) 玉祥等的合作也是成功的。

（三）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的軍(jun) 事鬥爭(zheng)

抗日同盟軍(jun) 第一次軍(jun) 民代表大會(hui) 後，吉鴻昌即率領衛隊赴張北組織了抗日同盟軍(jun) 總指揮部。吉鴻昌、李忠義(yi) 、鄧文發出就職通電，表示了“願擲頭顱，換取民族生存，揮我熱血，收複大好河山”的決(jue) 心。他們(men) 製定了詳盡的作戰計劃，厲兵秣馬、待命殺敵，北上光複“察東(dong) 四縣”，見表2—3：

 

表2—3：察東(dong) 四縣淪陷與(yu) 抗日同盟軍(jun) 光複時間表

 

縣域名稱	淪陷時間	同盟軍(jun) 光複時間	備注
多倫(lun)	1933.4.29	1933.7.12	一說淪陷時間4.28
寶昌	1933.6.4	1933.7.1
康保	1933.6.8	1933.6.22
沽源	1933.5.24	1933.6.23	7.1劉桂堂通電反正

 

注：根據《多倫(lun) 縣誌》（內(nei) 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沽源縣誌》（中國三峽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頁）；《太仆寺旗誌》（內(nei) 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頁）；《康保縣誌》（新華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製定。

 

通過上表可見，“察東(dong) 四縣”淪陷日期與(yu) 抗日同盟軍(jun) 組建時間相對一致。同盟軍(jun) 積極籌備之時，正值多倫(lun) 淪陷，5月26日同盟軍(jun) 宣布成立前後，“察東(dong) 四縣”相繼淪陷。可見，同盟軍(jun) 的組建亦為(wei) 日寇所迫，以期盡快挽救察哈爾危亡。此時，馮(feng) 玉祥的活動引起了國民政府的高度關(guan) 注，喪(sang) 權辱國的《塘沽協定》也在此時簽訂。“《塘沽協定》的簽訂與(yu) 馮(feng) 玉祥組建抗日同盟軍(jun) 有著密切聯係。一方麵，馮(feng) 的組軍(jun) 行動影響著《塘沽協定》的簽訂，中日談判代表在正式協定案簽字後，又針對馮(feng) 在張家口的籌備抗日活動簽訂了《覺書(shu) 》，作為(wei) 《塘沽協定》附件，成為(wei) 後來日、蔣聯合剿滅同盟軍(jun) 的依據；另一方麵,《塘沽協定》的簽訂又在客觀上為(wei) 同盟軍(jun) 的成立提供了有利條件。”

“察東(dong) 四縣”光複過程，學界著述頗豐(feng) ，文字敘述甚眾(zhong) ，多以史實而論。現將吉鴻昌戰況電報分列如下，以窺其實。

 

表2—4：光複“察東(dong) 四縣”過程中吉鴻昌戰況電報匯總

 

時間	電報主旨	涉及縣城	備注
1933.6.22	康保偽(wei) 軍(jun) ……被我王支隊長擊潰……康保完全被我軍(jun) 占領。	康保	康保光複
1933.6.23	李軍(jun) 長忠義(yi) 部先頭……準備進攻沽寶。	沽源、寶昌	劉桂堂與(yu) 同盟軍(jun) 聯絡
1933.6.24	我李軍(jun) 長忠義(yi) 部……已進占二台白廟灘之線……張北駐軍(jun) 太多，給養(yang) 太感困難。	張北	日寇未占該縣
1933.6.26	騎三師固守張北縣城。	張北	日寇未占該縣
1933.6.27	向寶昌方向推進。	寶昌
1933.6.29	遵於(yu) 儉(jian) 日親(qin) 督各部分向沽源、寶昌推進。	沽源、寶昌
1933.6.30	左翼……進迫寶昌，右翼……進迫沽源。	沽源、寶昌
1933.7.1	殘敵棄寶昌東(dong) 竄，我軍(jun) 連夜進駐寶昌縣城……劉桂堂已就我第六路總指揮。	沽源、寶昌	沽源、寶昌光複
1933.7.2	惟給養(yang) 確實困難……但寶多一帶，戰後瘡痍，民難自給。	寶昌、多倫(lun)
1933.7.3	多倫(lun) 駐有（偽(wei) 軍(jun) ）……四千多人，日軍(jun) 多寡未悉。	多倫(lun)
1933.7.5	連日大雨，行軍(jun) 稍感困難……擬率部黃昏或拂曉進攻……可一鼓而下。	多倫(lun)
1933.7.7	開始圍攻多倫(lun) ……暴日嚴(yan) 令李逆守忠死守多城。我軍(jun) 決(jue) 以頭顱碧血與(yu) 敵周旋。	多倫(lun)
1933.7.11	李逆憑險頑抗……盼接濟給養(yang) ，而維軍(jun) 食。	多倫(lun)
1933.7.12	收複多倫(lun) ，敵已東(dong) 潰……惟瘡痍遍地，善後救濟，諸待力行。	多倫(lun)	多倫(lun) 光複

 

注：根據扶溝縣地方史誌編纂委員會(hui) 編：《扶溝縣誌》（評審稿上）（2011年，第296-298頁）；《張家口文史資料》第19輯（1991年，第183-188頁）、第26-27輯（1995年，第44-51頁）製定。

 

以上軍(jun) 情電文，呈現出三個(ge) 特點並透露出相關(guan) 曆史信息：第一，自6月22日至7月7日，吉鴻昌發報軍(jun) 情電文較為(wei) 頻繁，幾乎每日一電，相隔不超一天。從(cong) 電文內(nei) 容看，收複康保、沽源、寶昌相對順利，其中沽源偽(wei) 軍(jun) 聞訊反正，使同盟軍(jun) 士氣大振。由此，吉鴻昌7月5日有“一鼓而下多倫(lun) ”之電文。第二，多倫(lun) 之戰電文呈現“我軍(jun) 決(jue) 以頭顱碧血與(yu) 敵周旋”“李逆憑險頑抗”字樣，足見戰鬥膠著、十分艱苦。7月7日後連續數日未見軍(jun) 情電，蓋因同盟軍(jun) 血戰疆場未及匯報軍(jun) 情。第三，自康保光複後，吉鴻昌兩(liang) 封軍(jun) 情電涉及未被日偽(wei) 侵占的張北，內(nei) 容是關(guan) 於(yu) 給養(yang) 和固守大本營。在收複“察東(dong) 四縣”過程中，吉鴻昌軍(jun) 情電文多次提及“瘡痍遍地”“給養(yang) 困難”等。可見，同盟軍(jun) 後勤補給嚴(yan) 重短缺，“察東(dong) 四縣”光複後，“善後救濟”等問題也呈現出來。

綜上，同盟軍(jun) 於(yu) 6月22日收複康保，7月1日與(yu) 偽(wei) 軍(jun) 主力激戰收複寶昌，駐守沽源偽(wei) 軍(jun) 宣布歸順。7月7日，兵分三路對多倫(lun) 發起總攻，12日收複多倫(lun) 。同盟軍(jun) 在收複“察東(dong) 四縣”戰鬥中，共計傷(shang) 亡官兵1600多人，其中陣亡312人，重傷(shang) 453人，輕傷(shang) 927人。可以說，光複“察東(dong) 四縣”是抗日同盟軍(jun) 在內(nei) 外交困下，以殘破槍械與(yu) 日偽(wei) 周旋並取得勝利的壯舉(ju) 。其告捷原因有三：一是同盟軍(jun) 將士的抗日熱情。在戰鬥過程中，同盟軍(jun) 將士忍饑挨餓，不怕勞苦、不怕犧牲，以“為(wei) 國家民族奮起抗日”之精神支撐，終得勝利。張家口及周邊人民均竭力救助並運送傷(shang) 員，多倫(lun) 克複後全國各界團體(ti) 紛紛致電祝賀，鼓舞了同盟軍(jun) 堅守城池之決(jue) 心。二是同盟軍(jun) 采取了正確的戰術策略。在同盟軍(jun) 組軍(jun) 過程中，日偽(wei) 侵占了“察東(dong) 四縣”，同盟軍(jun) 成立後沒有坐以待斃，立即采取以攻為(wei) 守的戰術，日偽(wei) 倉(cang) 促應戰，被同盟軍(jun) 各個(ge) 擊破。三是偽(wei) 軍(jun) 反正是取勝的客觀因素。“察東(dong) 四縣”除多倫(lun) 外，僅(jin) 有偽(wei) 軍(jun) 駐守。日寇利用偽(wei) 軍(jun) 抵禦同盟軍(jun) ，讓中國人打中國人，用心十分歹毒。為(wei) 此，同盟軍(jun) 適時采取強大的政治攻勢，積極爭(zheng) 取偽(wei) 軍(jun) 反正，順利收複沽源。

“察東(dong) 四縣”光複，舉(ju) 國振奮。張家口數萬(wan) 軍(jun) 民於(yu) 7月中旬在上堡體(ti) 育場召開“張家口軍(jun) 民慶祝收複多倫(lun) 大會(hui) ”，全國各界也紛紛致電祝賀，參見表2—5：

 

表2—5：抗日同盟軍(jun) 克複多倫(lun) 後一周內(nei) 全國賀電匯總表

 

時間	賀電名稱	備注
1933.7.13	察哈爾民眾(zhong) 賀克複多倫(lun) 電
	天津全國民眾(zhong) 救國聯合會(hui) 電
1933.7.14	上海各界抗日聯合會(hui) 慶賀克複多倫(lun) 電
	上海各團體(ti) 救國聯合會(hui) 賀電
	上海教育聯合會(hui) 學生聯合會(hui) 電
	上海抗日救國民眾(zhong) 禦侮救亡大同盟各界義(yi) 軍(jun) 後援聯合會(hui) 賀電
	李協和複馮(feng) 玉祥電
	朱子橋賀電一、二、三	東(dong) 四省後援會(hui) 設立者
	上海婦女協會(hui) 海員工會(hui) 聯合會(hui) 郵電工會(hui) 聯合會(hui) 賀電
	江蘇省各縣民眾(zhong) 救國團體(ti) 聯合會(hui) 賀克多倫(lun) 電
1933.7.15	上海市第一特區市民聯合會(hui) 賀電
	蔡總指揮廷鍇賀電
	朱懋澄賀電
	中國國民黨(dang) 護黨(dang) 統治會(hui) 賀電
	東(dong) 南五省民眾(zhong) 抗日救國會(hui) 賀電
1933.7.16	上海商人救國協會(hui) 克複多倫(lun) 電
	東(dong) 北義(yi) 勇軍(jun) 後援會(hui) 賀電克複多倫(lun) 並捐洋五千元電
	李烈鈞賀電（電文注7月）	國民黨(dang) 中央委員
	程潛、陳嘉佑賀電	國民黨(dang) 中央執委
1933.7.17	上海國貨工廠聯合會(hui) 等賀電
	上海市魚業(ye) 檢查仇貨委員會(hui) 賀電
	蔣光鼐、蔡廷鍇賀克複多倫(lun) 電	十九路軍(jun) 將領
	西南執行部慶賀克複多倫(lun) 電
	李濟深、陳銘樞賀多倫(lun) 電	國民黨(dang) “福建事變”發動者
	西南政委會(hui) 請北方各將領一致主張正義(yi) 電
1933.7.18	裴鳴宇、張岱岑、曹任遠賀電
	香港支部執行委員會(hui) 克複多倫(lun) 賀電
	多倫(lun) 各法團請南京政府移攻察之師以攻熱電

 

注：根據1933年上海軍(jun) 學社刊印趙謹三《察哈爾抗日實錄》（載政協多倫(lun) 文員會(hui) ：《多倫(lun) 文史資料》第三輯，內(nei) 蒙古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54-164頁）；《張家口文史資料》第31-32輯（1997年，第42-43頁）、第19輯（1991年，第192-199頁）、第26-27輯（1995年，第52-61頁）製定。

 

通過上表可見，“察東(dong) 四縣”尤其是多倫(lun) 光複後，舉(ju) 國歡騰，賀電紛至。涉及政府部門、社會(hui) 團體(ti) 及個(ge) 人，其中不乏國民黨(dang) 中央一級大員，如李烈鈞、程潛等，也有反對蔣介石的國民黨(dang) 高級官員及將領，如李濟深、蔡廷鍇、蔣光鼐等。由此可見，1933年同盟軍(jun) 光複“察東(dong) 四縣”得到社會(hui) 各階層的廣泛認同，對南京政府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和輿論壓力。

察哈爾抗日救國的呼聲引起蔣介石的強烈不滿，視其為(wei) “攘外必先安內(nei) ”妥協政策的對立麵。為(wei) 此，蔣介石千方百計破壞同盟軍(jun) ，對其進行輿論圍剿、經濟封鎖和分化瓦解的同時，還積極策劃對同盟軍(jun) 的軍(jun) 事圍攻。為(wei) 避免“引起內(nei) 戰，將使日寇坐收漁人之利”，馮(feng) 玉祥離察隱退。依照蔣的命令，宋哲元部進駐張家口收編同盟軍(jun) ，“補充了大量軍(jun) 械裝備，得到大筆編遣費用。此後，宋哲元成為(wei) 華北地區重要的實力派軍(jun) 人，二十九軍(jun) 也迅速成為(wei) 北方實力最強的軍(jun) 團。”唯有吉鴻昌、方振武以及中共掌握的軍(jun) 隊誓死抗日到底，並改名為(wei) “抗日討賊聯軍(jun) ”，舉(ju) 起“抗日反蔣”的旗幟。但終因無後援、無給養(yang) 、孤軍(jun) 作戰，在日蔣相互勾結的圍攻下失敗了。

二、中共對同盟軍(jun) 的統戰工作評介

中共對馮(feng) 玉祥及同盟軍(jun) 的統戰工作複雜多變，經曆了“北方特科”與(yu) “河北前委”兩(liang) 個(ge) 階段。北方特科與(yu) 馮(feng) 玉祥達成了良好的合作協議，確立了正確的指導思想，中共黨(dang) 員也在同盟軍(jun) 中擔任要職，發揮積極作用。同盟軍(jun) 組軍(jun) 過程中因需大量中共幹部派駐，特科負責人吳成方與(yu) 河北省委取得聯係，河北省委成立了“中共河北前線工作委員會(hui) ”，客觀上接手了全部工作。河北前委的統戰工作取得一定成績，但在“左”傾(qing) 路線影響下，“關(guan) 門主義(yi) ”和“冒險主義(yi) ”政策導致同盟軍(jun) 最終走向失敗。

    （一）北方特科統戰工作的成績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豎起抗日大旗，是馮(feng) 玉祥等愛國官兵響應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團結抗日的號召，進行聯合抗日、局部國共合作的一次偉(wei) 大嚐試。同盟軍(jun) 殺敵禦侮、收複失地的英雄業(ye) 績值得讚頌，對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所起到的鼓舞和推動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這些成就的取得與(yu) 北方特科的統戰工作有很大關(guan) 係，主要表現在三個(ge) 方麵。

其一，統戰政策為(wei) 馮(feng) 玉祥所接受。北方特科與(yu) 馮(feng) 玉祥達成的合作方針，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yi) 及其一切走狗”為(wei) 基本宗旨；不公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旗幟，實行“裏紅外不紅”的“西瓜政策”；在同盟軍(jun) 的綱領中不提南京政府如何反動、地方軍(jun) 閥如何不好，等等。馮(feng) 玉祥對這樣的方針頗為(wei) 讚同，成為(wei) 中共黨(dang) 員實際工作中所遵守的統戰政策和行為(wei) 準則。該政策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適應抗日大趨勢。在此政策指引下，中共黨(dang) 員容易在同盟軍(jun) 內(nei) 部發揮領導作用。

其二，馮(feng) 玉祥對北方特科高度信任。據載，“北方特科派赴張家口的工作幹部，多數為(wei) 大革命時期曾在國民軍(jun) 工作，並為(wei) 馮(feng) 玉祥所熟悉和信任的人，如張慕陶、張存實、宣俠(xia) 父等都曾在馮(feng) 部國民軍(jun) 做過政治工作。”馮(feng) 認為(wei) 中共幹部工作經驗豐(feng) 富且有才幹，在籌建同盟軍(jun) 過程中，馮(feng) 對北方特科成員十分器重，經常征詢他們(men) 的意見，還特別安排張慕陶住在他的圖書(shu) 館西屋密談工作。正由於(yu) 馮(feng) 的信任，中共黨(dang) 員宣俠(xia) 父、許權中能夠分別出任同盟軍(jun) 五師、十八師師長。因其餘(yu) 各部均非馮(feng) 的嫡係，這也是馮(feng) 在同盟軍(jun) 中的最大任命權限。在馮(feng) 的允許下，中共在同盟軍(jun) 中建立了較為(wei) 完善的組織機構。

其三，“聯合抗日”始終為(wei) 工作之基。“九一八”後，中國國土淪喪(sang) ，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引起全國人民強烈不滿。長城抗戰失敗後，察哈爾省成為(wei) 抗日鬥爭(zheng) 的前沿陣地，日寇不斷蠶食，使察哈爾危機四伏。中共自1931年以來，多次發表抗日宣言，這與(yu) 馮(feng) 玉祥救國救民的樸素抗日熱情高度一致。正是在此前提下，馮(feng) 玉祥首先謀求與(yu) 中共方麵的再度合作，北方特科與(yu) 馮(feng) 的會(hui) 談要點也以“聯合抗日”為(wei) 基礎，奠定了合作的基本前提，始終未有偏離。

河北前委全麵介入同盟軍(jun) 工作後，同盟軍(jun) 的組建已非黨(dang) 的秘密工作，加之河北前委的主要方針政策來自中共臨(lin) 時中央，推行“左”傾(qing) 路線也就成為(wei) 自然之事。吳成方在特殊時刻未能遵循黨(dang) 的秘密工作中“不與(yu) 地方黨(dang) 發生聯係”的原則，使得“左”傾(qing) 路線影響了同盟軍(jun) ，也使陳賡授意吳的“不要執行打倒一切的政策”的工作方法失去了意義(yi) 。

此時的馮(feng) 玉祥雖仍是一個(ge) 基督教信仰者，對中共政策的理解和覺悟程度也有限，但確實真誠與(yu) 中共合作，再未對中共有任何不利行動，這與(yu) 北方特科的統戰工作有很大關(guan) 係。據吳成方回憶：“抗日同盟軍(jun) 成立之後，前委一些人按照王明路線的調子反對馮(feng) 玉祥，把他看做是‘最危險的敵人’。馮(feng) 玉祥自己也感覺到共產(chan) 黨(dang) 人中有人對他是有成見的。然而，他在1933年8月即使下野了，也沒有再像1927年那樣，對我們(men) 采取不利行動。如果當時換個(ge) 別人，也許會(hui) 與(yu) 我們(men) 翻臉的”。

（二）河北前委統戰工作的變化

1933年初，同盟軍(jun) 組軍(jun) 工作如火如荼，吳成方意識到“如果抗日同盟軍(jun) 的旗幟一經公開，事情就搞大了。我們(men) 事實上所做的工作，已經超出了陳賡同誌交給我的工作任務範圍”，但“事已至此，不接著幹下去也不行了，苦心經營了一年半的抗日組軍(jun) 工作總不能使其半途夭折”。為(wei) 此，吳與(yu) 河北地方黨(dang) 組織代表饒漱石取得聯係，饒向其介紹柯慶施參加張家口的工作。

“柯慶施在初步熟悉了張家口的情況後，就逐漸在同盟軍(jun) 工作中采取一套與(yu) 特委（由北方特科派駐張家口——注）不同的做法。”一是公開了黨(dang) 在同盟軍(jun) 中的工作。北方特科與(yu) 馮(feng) 玉祥早先協定以“西瓜政策”對付南京政府，暗中蓄積力量。河北前委將其改為(wei) “胡蘿卜政策”（裏外都紅），過早暴露了黨(dang) 的工作，給蔣介石以攻擊口實。二是對馮(feng) 玉祥采取關(guan) 門主義(yi) 政策。為(wei) 宣傳(chuan) 抗日，北方特科辦有《抗日陣線》，河北前委將其改為(wei) 《老百姓報》，宣傳(chuan) 臨(lin) 時中央的“左”傾(qing) 路線，排斥馮(feng) 玉祥，刺傷(shang) 了馮(feng) 的自尊心與(yu) 合作積極性，對聯合抗日產(chan) 生消極影響。三是單方麵終止了北方特科與(yu) 馮(feng) 玉祥的合作關(guan) 係。河北前委“排斥張慕陶、吳化之、王霖、趙作霖等特委成員，要求將黨(dang) 的全部工作移交前委主持”，在內(nei) 部拆了馮(feng) 玉祥的台，導致中共與(yu) 馮(feng) 的關(guan) 係逐步惡化。

當然，河北前委取代北方特科，在同盟軍(jun) 中也做了大量卓有成績的工作。一是河北前委通過各種形式開展抗日宣傳(chuan) 活動，不僅(jin) 使廣大群眾(zhong) 了解了共產(chan) 黨(dang) 的抗日主張，也激發了人民群眾(zhong) 的抗日熱情；二是在同盟軍(jun) 收複“察東(dong) 四縣”作戰過程中，河北前委派出由中共黨(dang) 員組成的宣傳(chuan) 隊隨軍(jun) 行動，協同開展政治工作，對激勵同盟軍(jun) 的戰鬥意誌起了很大作用；三是中共派在同盟軍(jun) 中的黨(dang) 員幹部，在收複察東(dong) 失地及日後對日、蔣軍(jun) 隊作戰中，都發揮了臨(lin) 危不懼、衝(chong) 鋒在前的戰鬥骨幹作用，甚至獻出了寶貴生命，這與(yu) 河北前委的組織與(yu) 領導密不可分；四是在河北前委領導下，國民軍(jun) 時期的工人戰友再次重逢，全麵向黃色工會(hui) 開展了鬥爭(zheng) ，察哈爾工人運動又一次興(xing) 盛。

河北前委統戰成績的取得，也與(yu) “交接工作”不暢有關(guan) 。“一方麵，特委按照上級要求，在6月底開始向前委移交工作，但另一方麵，因對前委領導的抵觸，他們(men) 同時也利用過去的關(guan) 係開展工作，因此，工作關(guan) 係和組織關(guan) 係的移交一直延續至7月下旬。”客觀上形成了北方特科開展同盟軍(jun) 上層工作，河北前委開展張家口群眾(zhong) 和軍(jun) 事工作，較好地維持了與(yu) 馮(feng) 玉祥的合作關(guan) 係，促進了同盟軍(jun) 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

（三）河北前委與(yu) 同盟軍(jun) 最終失利

河北前委的“左”傾(qing) 政策以及日、蔣的聯合圍剿，使得馮(feng) 玉祥及同盟軍(jun) 處境十分窘困。因前期整編工作不充分，同盟軍(jun) 內(nei) 部發生嚴(yan) 重動搖和分化，很多部隊被蔣成建製地拉走，馮(feng) 也逐漸喪(sang) 失了信心。“8月上旬，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總部召開軍(jun) 政會(hui) 議討論當前局勢，吉鴻昌、方振武等主戰派將領力主堅持執行同盟軍(jun) ‘外抗暴日，內(nei) 除國賊’的行動綱領……馮(feng) 玉祥表示：如果引起內(nei) 戰，將使日寇坐收漁人之利，希望宋哲元早日回察……保存這一部分力量”。抱此念頭，馮(feng) 通電全國：“自即日起，完全收縮軍(jun) 事，政權歸之政府，複土交之國人，並請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克日回察，接受一切，辦理善後。”國難當頭，內(nei) 意迭起，駐軍(jun) 於(yu) 壩上的同盟軍(jun) 召開了禦侮救亡軍(jun) 民反妥協大會(hui) ，反對宋哲元收編。方振武通電就任同盟軍(jun) 代總司令，並將所部開往獨石口。除方振武部，未被宋哲元收編的同盟軍(jun) 基本為(wei) 中共領導的軍(jun) 隊。

馮(feng) 玉祥下野後，由於(yu) 黨(dang) 的關(guan) 係暴露，河北前委隻能隨吉鴻昌領導的同盟軍(jun) 餘(yu) 部行動。此時，中共在同盟軍(jun) 中以師的建製為(wei) 單位，先後建立了中共工作委員會(hui) 或支部。據統計，中共領導下的二師、五師、十八師、十六師均建立了士兵委員會(hui) 。經過戰場考驗，有100餘(yu) 名官兵加入中共，同盟軍(jun) 各部隊共有中共黨(dang) 員330名，團結影響進步官兵5000餘(yu) 人。

1933年8月，同盟軍(jun) 在張北二泉井村召開了中共影響下的各部隊主要幹部參加的軍(jun) 事會(hui) 議。會(hui) 議決(jue) 定革命軍(jun) 事委員會(hui) 由柯慶施、張慕陶、宣俠(xia) 父、吉鴻昌、劉震遠、柳青庭七人組成，確定了“向南發展”的原則。由於(yu) 軍(jun) 事指揮失誤，同盟軍(jun) 向西開往商都被高樹勳收編了部分兵力，不得不又向東(dong) 開往獨石口與(yu) 方振武部會(hui) 師。這時，河北前委進一步排斥北方特科成員。《河北前委關(guan) 於(yu) 前線工作的報告》中稱：“在這一緊急嚴(yan) 重的關(guan) 頭，也就是階級鬥爭(zheng) 走上更堅決(jue) 與(yu) 更尖銳的關(guan) 頭，隱藏在革命營壘中的小資產(chan) 階級分子與(yu) 機會(hui) 主義(yi) 者，更加動搖起來，而公開的背叛革命”，開除了部分人員的黨(dang) 籍。大敵當前，河北前委不僅(jin) 沒有加強團結，反而進行殘酷的黨(dang) 內(nei) 鬥爭(zheng) ，為(wei) 同盟軍(jun) 的最終失敗埋下了伏筆。

吉鴻昌率部到達獨石口後，親(qin) 自到雲(yun) 州與(yu) 方振武、湯玉鱗、劉桂堂召開軍(jun) 事會(hui) 議，決(jue) 定取消同盟軍(jun) 番號成立“抗日討賊聯軍(jun) ”，推選方振武為(wei) 總司令、湯玉麟為(wei) 副司令、劉桂堂為(wei) 右路總指揮、吉鴻昌為(wei) 左路總指揮。決(jue) 定由獨石口出發進攻密雲(yun) 、懷柔，攻入北平。河北前委經研究亦認為(wei) ：為(wei) 了實現部隊最後到達冀東(dong) 、察南之目的（開辟蘇區），讚同吉、方一起攻打密雲(yun) 、懷柔，並向北平進擊，且以“攻打賣國的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為(wei) 口號。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這些“左”傾(qing) 冒險主義(yi) 的決(jue) 定，導致了抗日討賊聯軍(jun) 的敗北。

三、同盟軍(jun) 的曆史影響及失敗原因

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在張家口的創建及抗日活動，聲勢浩大、震驚中外。雖存在時間不長，但造成的全國影響卻是深遠的。它用事實表明，隻要軍(jun) 民團結一致，是能夠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因此，同盟軍(jun) 鼓舞了全國人民抵抗日寇的信心和決(jue) 心，對開展全民抗戰起到了促進作用。

（一）曆史影響

同盟軍(jun) 在收複“察東(dong) 四縣”過程中，日軍(jun) 確實占少數，但並不能因此而否定同盟軍(jun) “抗日”之初心。察哈爾抗日是當時的時代主旋律，“國民黨(dang) 行政院長汪精衛，在馮(feng) 玉祥陳述克複多倫(lun) 情形及決(jue) 心收複失地的通電上誣批抗日同盟軍(jun) 收複多倫(lun) ，‘並無此等事實’，並把抗日同盟軍(jun) 圍攻多倫(lun) 、血戰五晝夜的英勇事跡，汙蔑為(wei) ‘無恥’，充分暴露了其賣國賊的麵目。”同盟軍(jun) “是馮(feng) 玉祥等在日軍(jun) 侵略的形勢下，力圖衝(chong) 破國民黨(dang) 中央不抵抗政策的束縛，率領民眾(zhong) 武力為(wei) 挽救民族危亡而發起的自動抗敵行動”，產(chan) 生了重要的曆史影響。

其一，驕橫日寇遭到沉重打擊。

同盟軍(jun) 收複失地的壯舉(ju) ，一掃“九一八”以來抗戰的沉悶氣氛，給中國民眾(zhong) 帶來了抗日禦侮的希望，威震中外，全國振奮。上海、北平、天津、廣州和其它各省的工、商、教育界的救國團體(ti) 和個(ge) 人，以及海外僑(qiao) 胞紛紛來電、來函祝賀，有的捐獻財物積極支持同盟軍(jun) 。這一切都充分說明，在國難當頭之際，人心向背皆以抗日救亡為(wei) 基準。馮(feng) 玉祥順應大勢，高舉(ju) 義(yi) 旗，逆政府意願，做國人想做而未能做之義(yi) 舉(ju) ，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支持和擁護，亦為(wei) 情理之中事。某種意義(yi) 上講，日軍(jun) 不可戰勝的神話已經被打破。據1937年5月《紀念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抗戰四周年紀念冊(ce) 》、1937年上海黑白叢(cong) 書(shu) 社發行的《長城察北的抗日》等資料顯示，當時駐守多倫(lun) 的日軍(jun) 有“荒木騎兵旅團”“承德重炮隊”等，並布置了炮台三十二座，“日軍(jun) 第八師團”全部開到豐(feng) 寧以為(wei) 犄角之勢。同時，日軍(jun) 有飛機轟炸同盟軍(jun) 陣地，日軍(jun) 顧問團、特設隊等參與(yu) 李守信部隊的指揮。麵對日偽(wei) 的嚴(yan) 密防守，同盟軍(jun) 亦發起猛攻，吉鴻昌親(qin) 臨(lin) 前線督戰，察北軍(jun) 事重鎮多倫(lun) 終被收複，斬斷了日寇入侵察省的“觸須”。

其二，察哈爾抗日救國運動高漲。

同盟軍(jun) 收複“察東(dong) 四縣”的過程，是進一步宣傳(chuan) 抗日救國、發動群眾(zhong) 、蓄積抗日力量的過程。據載，多倫(lun) 光複後“吉鴻昌將軍(jun) 在多倫(lun) 山西會(hui) 館組織召開了規模浩大的萬(wan) 人抗日動員大會(hui) 。山西會(hui) 館院內(nei) 擠滿了人，吉鴻昌將軍(jun) 威武地站在戲台上，語重心長地演講抗日救國的道理……多倫(lun) 一批青年人紛紛響應，參加了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在張家口，根據河北前委的指示，鐵路、電燈、汽車及宣化、張北、萬(wan) 全、蔚縣的群眾(zhong) 團體(ti) 發起組建了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禦侮救亡會(hui) ，領導察哈爾工人、學生、市民開展了廣泛的抗日宣傳(chuan) 活動，十分活躍。察哈爾乃貧瘠之地，而十數萬(wan) 抗日大軍(jun) 齊聚該地後，廣大群眾(zhong) 想盡辦法為(wei) 部隊提供食宿。“察東(dong) 四縣”光複後，察哈爾人民“很快募集了3大卡車的慰問物資，並派代表親(qin) 送多倫(lun) 前線，向勞苦功高的抗日同盟軍(jun) 表示慰問和敬意”。察哈爾人民高漲的抗日熱情令馮(feng) 玉祥十分感動，專(zhuan) 門修建了“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收複察東(dong) 失地陣亡將士紀念塔”和“抗日烈士祠”，“收複東(dong) 北四省計劃委員會(hui) ”也在察哈爾人民高漲的抗日熱情下宣告成立。

其三，民主政權有益嚐試。

同盟軍(jun) 綱領規定了一係列有益於(yu) 民主民生的政策措施，“如取消苛捐雜稅，改善工農(nong) 、貧民、士兵生活，釋放政治犯，保障民眾(zhong) 集會(hui) 、結社、言論、出版、武裝之自由，軍(jun) 隊不得隨意強拉牲畜，以維農(nong) 業(ye) 以及剿匪安民、保護工商業(ye) 、合理負擔等。同盟軍(jun) 第一次軍(jun) 民代表大會(hui) ，票選軍(jun) 事委員，組成軍(jun) 事委員會(hui) ，負責處理本區內(nei) 軍(jun) 政事宜，總司令執行軍(jun) 委會(hui) 決(jue) 議”。這些都是民主建政的有力舉(ju) 措，調動了人民群眾(zhong) 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在中共的領導下，很多政策措施的執行力度較強，民主政權的實驗逐步開展，做出有益嚐試。

其四，察哈爾工運高潮再度興(xing) 起。

1926年8月國民軍(jun) 西撤，察哈爾大革命高潮轉入低穀，革命鬥爭(zheng) 尤其是工人運動基本處於(yu) 隱蔽狀態。馮(feng) 玉祥移居張家口並開展抗日組軍(jun) 工作後，下令逮捕公安局原局長，查抄國民黨(dang) 特務機關(guan) ，使張家口政治環境大為(wei) 改觀。“隨著中共張家口市委的成立，共青團張家口市委也得以恢複，書(shu) 記彭濤，機關(guan) 設在抗日禦侮救亡會(hui) ，平時即以抗日禦侮救亡會(hui) 的名義(yi) 開展活動……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成立後……鐵路工人組織起來，占領了官辦黃色工會(hui) 的大樓，趕跑了黃色工會(hui) 的工作人員，宣布建立平綏鐵路自己的工會(hui) （即平綏鐵路總工會(hui) ），同時選舉(ju) 了工會(hui) 領袖……鐵路、電燈、電話、郵務、理發、汽車、藝伶及宣化、孔家莊車站等行業(ye) 和地方先後恢複或重新建立了工會(hui) 組織，力量日漸壯大”，工運高潮再度興(xing) 起，革命力量又一次蓄積。

其五，地方匪患得到控製。

同盟軍(jun) 收複“察東(dong) 四縣”的過程，是進一步穩定地方局勢、剿除匪患的過程。同盟軍(jun) 收複康保後，一麵進軍(jun) 沽源、寶昌，一麵令騎兵第三師在城東(dong) 剿匪。在張北地區，則由張礪生率察哈爾自衛軍(jun) 圍剿土匪。張礪生向吉鴻昌、馮(feng) 玉祥匯報剿匪情況的電文載：“職遵於(yu) 六月二十二日，率第四團三營全部，自公會(hui) 出發，到達張北袁勝財營子，堵截李占元股匪。下午四時，與(yu) 匪接觸。匪眾(zhong) 七十八名，激戰五小時。匪勢不支，向北潰退”。可見，抗日同盟軍(jun) 在剿滅察北匪患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總之，同盟軍(jun) 的組建過程是中共北方特科積極與(yu) 馮(feng) 玉祥溝通的結果，同盟軍(jun) 成立後，我黨(dang) 在其內(nei) 部掌握了部分軍(jun) 隊，因而同盟軍(jun) 係中共參與(yu) 領導的抗日隊伍；作為(wei) 國民黨(dang) 左派代表馮(feng) 玉祥，與(yu) 中共積極合作，呈現了國共察哈爾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麵；同盟軍(jun) 隊伍來自社會(hui) 各個(ge) 階層，有國民黨(dang) 正規軍(jun) 、東(dong) 北抗日義(yi) 勇軍(jun) 、察哈爾地方民團、蒙古軍(jun) 、反正偽(wei) 軍(jun) 等，在抗日的原則下與(yu) 人民群眾(zhong) 緊密聯係，形成廣泛同盟，具有民族統一戰線的性質。因此，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具有“中共參與(yu) 領導、國共局部合作、民族統一戰線”三重性質。“察哈爾抗日與(yu) 全麵抗戰爆發前的其他局部抗戰一樣，是迫使南京政府改變對日政策的重要因素。”

（二）失敗原因

馮(feng) 玉祥能夠在察哈爾組建抗日同盟軍(jun) ，得益於(yu) 北方特科的幫助。自馮(feng) 玉祥和北方特科建立聯係後，思想發生了較大變化，不僅(jin) 認識到了過去反共的錯誤，而且對共產(chan) 黨(dang) 人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北方特科始終給予馮(feng) 玉祥極大的支持，從(cong) 策略的製定到幹部的派出，雙方配合默契，工作開展順利。但河北前委接手同盟軍(jun) 工作後，開始逐漸走下坡路。同盟軍(jun) 的失敗，有其曆史必然性。

其一，民族矛盾尚未全麵凸顯。

“九一八”後，中國的主要矛盾開始由階級矛盾轉向民族矛盾。但這一轉變又是一個(ge) 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國共在察哈爾局部合作抗日，僅(jin) 僅(jin) 是量變過程中的部分質變，尚未達到全方位質變。“七七”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wei) 中國的主要矛盾，中華民族麵臨(lin) 亡國滅種的危險，階級矛盾降為(wei) 次要矛盾。此時，國共精誠合作、團結一致抗日，係主要矛盾變化的結果。同盟軍(jun) 的創建，雖有促進全局變化之功，但未有左右全局之力。

其二，敵我力量對比極為(wei) 懸殊。

同盟軍(jun) 缺乏重武器，彈藥極少，有的戰士僅(jin) 有一把大刀，裝備遠不及敵方。駐多倫(lun) 偽(wei) 軍(jun) 官李守信曾回憶：“七月七日夜晚發動攻擊時，我一聽沒有炮聲，機關(guan) 槍聲也很疏落。”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可見一斑。多倫(lun) 之戰，日軍(jun) 部隊並非精銳之師，日騎兵部隊用馬刀作戰，為(wei) 缺乏重武器和子彈的同盟軍(jun) 提供了拚死作戰的機會(hui) ，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中國軍(jun) 人的血性而取勝。“察東(dong) 四縣”光複後，日軍(jun) 隨即調集精銳部隊，對“抗日討賊聯軍(jun) ”圍追堵截，加之蔣軍(jun) 的聯合剿殺，最終失敗難以避免。

其三，補給困難且缺醫少藥。

軍(jun) 事作戰講究“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而同盟軍(jun) 組建之初就補給困難。東(dong) 北抗日義(yi) 勇軍(jun) ，暑伏六月的軍(jun) 裝為(wei) “翻毛羊皮襖”。缺少給養(yang) ，戰鬥力必然削減，外加國民政府未有分文補給且高度經濟封鎖，單靠察哈爾人民之稅收實難維持同盟軍(jun) 龐大的軍(jun) 餉。當時，東(dong) 三省及熱河失守，商貿陸路不通，察省民生疲敝亦難久援。“察東(dong) 四縣”光複後，國民政府賣國求榮，禁止同盟軍(jun) 傷(shang) 員送往內(nei) 地治療。在缺醫少藥的境遇下，同盟軍(jun) 傷(shang) 員淒苦之至，繼而造成軍(jun) 隊分崩離析。

其四，河北前委策略失誤。

北方特科不受中共臨(lin) 時中央領導，因而起初避免了黨(dang) 內(nei) “左”傾(qing) 路線的幹擾。河北前委取代北方特科後，統戰工作出現嚴(yan) 重失誤。一是將馮(feng) 玉祥等視為(wei) 革命工作的敵人，失去合作對象；二是統戰政策偏離抗日主題，片麵強調發展為(wei) 紅軍(jun) 、建立蘇區；三是過早暴露黨(dang) 組織且未能西去陝北失去了最後機會(hui) 。這一係列“左”傾(qing) 路線，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同盟軍(jun) 的失敗。尤其是前委負責人未能從(cong) 善如流，而是開展黨(dang) 內(nei) 鬥爭(zheng) ，使抗日同盟軍(jun) 走上了不歸之路。

其五，馮(feng) 玉祥個(ge) 人原因。

馮(feng) 玉祥大革命時期與(yu) 中共合作，帶有明顯的“親(qin) 共”色彩。但他與(yu) 中共合作的真正目的，並非完全是“求得人民之解放”，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中共來擴充自己的實力。中原大戰後，馮(feng) 的老底拚光，又轉向同中共合作，其目的除了抗日之外也有聯共反蔣的意圖。中共雖然在抗日反蔣上能夠與(yu) 馮(feng) 達成一致，但在具體(ti) 實施上卻南轅北轍。馮(feng) 玉祥尚不能接受中共實施蘇維埃革命、建立紅軍(jun) 蘇區的目標，因而麵對日、蔣聯合圍剿，也隻能選擇下野。

總之，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是在中共北方黨(dang) 組織的參與(yu) 下，由馮(feng) 玉祥組織和領導的部分國民黨(dang) 部隊與(yu) 民眾(zhong) 武裝聯合組成的抗日軍(jun) 隊，它在客觀上具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特點，是民眾(zhong) 自動抗擊日軍(jun) 侵略的武裝力量”。時至今日，再次回顧那段塵封的曆史，緬懷長眠於(yu) 察省的同盟軍(jun) 將士，仍舊憤恨於(yu) 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nei) ”的賣國政策，對河北前委所犯“左”傾(qing) 錯誤亦甚為(wei) 遺憾。對此，應采取正視而非回避的態度，麵對囂張的日寇步步緊逼，理應拋棄政治成見，以民族利益為(wei) 上，“兄弟鬩於(yu) 牆，外禦其侮”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