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足球国际俱乐部官网案語：2023年是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成立90周年，也是十四年抗戰中，察東(dong) 四縣（康保、沽源、寶昌、多倫(lun) ）首次光複90周年。本會(hui) 於(yu) 2016-2017年，曾與(yu) 河北北方學院、首都師範大學等高校學者合作出版《近代察哈爾社會(hui) 變遷研究叢(cong) 書(shu) 》，其中的“軍(jun) 事卷”由張金輝、郎琦合著，對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的緣起、成立、戰鬥過程、失敗原因等有過深入解析。值此紀念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成立90周年之際，摘出該書(shu) 章節，以饗讀者。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始末

張金輝 郎琦

（出自《近代察哈爾軍(jun) 事問題研究》第三章）

 

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這支抗日軍(jun) 事力量的崛起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和國民黨(dang) 將領馮(feng) 玉祥經過密切接觸、達成共識後，經過長時間的醞釀由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積極協助、馮(feng) 玉祥出麵組織，在日本侵略軍(jun) 大兵壓境的關(guan) 鍵時刻揭竿而起的。中外學者對抗日同盟軍(jun) 的研究著述頗豐(feng) ，其角度各異、觀點千秋，但多為(wei) 述而不作，總結規律者甚少，其原因主要有軍(jun) 隊成分複雜、政治環境多變且涉及中共的“左”傾(qing) 錯誤等。2005年王曉榮所著《國共兩(liang) 黨(dang) 與(yu) 察哈爾抗日》①一書(shu) 係對抗日同盟軍(jun) 進行了全方位的學術挖掘，可以說是研究抗日同盟軍(jun) 的第一部學術著作。但更為(wei) 值得關(guan) 注的是，中國作家協會(hui) 劉涓迅先生自1979年開始，對抗日同盟軍(jun) 的親(qin) 曆者吳成方、阮玄武、張克俠(xia) 等進行了搶救性挖掘，整理出價(jia) 值斐然的回憶錄並撰寫(xie) 了《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大事記》，河北省政協以此為(wei) 基礎出版了《馮(feng) 玉祥與(yu) 抗日同盟軍(jun) 》，此後，除檔案所存和史料客觀記載外，有關(guan) 抗日同盟軍(jun) 親(qin) 曆者回憶史料部分，均源自《馮(feng) 玉祥與(yu) 抗日同盟軍(jun) 》一書(shu) ，《張家口文史資料》、《張家口地區黨(dang) 史資料選編》等均係轉載。本章著述力求實事求是，以檔案文獻為(wei) 準繩、以當事人回憶為(wei) 基礎、以中共活動為(wei) 線索，不苛求責備其局限，非揚惡溢美之偏向，真實展現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這一豐(feng) 富多彩的曆史畫卷。

 

第一節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的緣起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的緣起與(yu) 中共北方特科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在很大程度上講，馮(feng) 玉祥轉向與(yu) 中共再次合作開展抗日救亡，北方特科發揮了主要作用，吳成方、肖明等北方特科人員，為(wei) 抗日同盟軍(jun) 提供了正確的指導思想。吳成方通過馮(feng) 玉祥的代表趙彥卿與(yu) 馮(feng) 建立了聯係，並委派肖明在中共擬定的會(hui) 談要點基礎上與(yu) 馮(feng) 玉祥進行了全麵會(hui) 談，馮(feng) 玉祥“承認一九二七年背離共產(chan) 黨(dang) 是錯誤的……他與(yu) 蔣介石搞在一起，促使寧漢合流，結果等於(yu) 拆了國共合作的武漢政府的台”，在此情況下，中共北方特科受邀於(yu) 馮(feng) 玉祥共同籌劃抗日。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影響和幫助下，馮(feng) 玉祥為(wei) 抗日同盟軍(jun) 的組建作了不懈的努力。

一、中共北方特科與(yu) 馮(feng) 玉祥的磋商

馮(feng) 玉祥於(yu) 大革命時期在張家口及“五原誓師”後，由於(yu) 得到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和蘇聯的大力支持，實力迅速擴大。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和張家口蘇聯顧問團的幫助下，馮(feng) 玉祥率軍(jun) 進陝西、占河南，勢如破竹，國民軍(jun) 成為(wei) 當時一支聲威並重的進步軍(jun) 事力量。但是，隨著國民軍(jun) 實力的壯大，馮(feng) 玉祥的個(ge) 人野心也有所膨脹，讚同了蔣介石的“寧漢合一”、“清黨(dang) 反共”的主張，並在全軍(jun) 實行了清黨(dang) ，“禮送”蘇聯顧問出境，由此走上了同蔣介石同流合汙的反共道路。蔣介石拉攏馮(feng) 玉祥卻隻不過是利用他，兩(liang) 人心存芥蒂。不久便發生了中原大戰，馮(feng) 玉祥的部隊被蔣介石拉攏利誘、挑撥離間所瓦解，馮(feng) 玉祥不得不跑到山西汾陽過起了隱居的生活。馮(feng) 玉祥不甘落寞，對以前的行為(wei) 有所反思，對過去反共的錯誤有了一定的認識，所以，再度尋找中共，希望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重新合作。

或許是曆史的巧合，“1931年8月，中共臨(lin) 時中央特科負責人陳賡來到北方開辟新的秘密工作”，胡鄂公委托中共北平特別支部書(shu) 記張祝唐找到了吳成方，並將其介紹給陳賡。陳賡在天津委托吳成方創建中共華北政治保衛局，即中共北方特科，並布置了四十條任務，大致可歸結為(wei) 四點：第一，特殊軍(jun) 事活動；第二，特殊政治活動（統戰性質）；第三，保衛組織，第四，情報工作。當時，王明取得中央領導權，“左”傾(qing) 路線的“打倒一切”政策引起了黨(dang) 內(nei) 許多同誌的不滿，陳賡特別向吳成方創達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的指示，“隻要把工作搞起來，可以根據具體(ti) 情況辦事，不要執行打倒一切的政策”，“這為(wei) 北方特科開展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思想”，吳成方對此回憶道：“當時，陳賡同誌並不是直截了當講現在中央路線如何如何‘左’，隻是十分策略地在具體(ti) 工作方針上提出正確意見。在當時的條件下能夠提出這一點，是很高明和很有深謀遠慮的”。

從(cong) 北方特科的工作任務與(yu) 性質來看，比較適合做馮(feng) 玉祥的統戰工作，但是，中共方麵最初對再次與(yu) 馮(feng) 玉祥合作是有所顧慮的，而馮(feng) 玉祥方麵表現卻相對積極，“早在1931年年初，馮(feng) 玉祥就與(yu) 中共地方組織有了初步接觸，他通過部屬李景合於(yu) 中共山西省委取得聯係”。與(yu) 北方特科取得聯係後，“他接連不斷地向中共華北政治保衛局提供了有關(guan) 情報，其中包括馮(feng) 玉祥與(yu) 當時一些反蔣政治勢力及與(yu) 蔣介石的來往信件和密碼，以此表達自己與(yu) 中共合作的誠意”，隨著雙方了解的加深，馮(feng) 玉祥主動提出與(yu) 中共北方特科負責人見麵，1931年11月，中共華北政治保衛局派肖明為(wei) 代表，赴山西汾陽與(yu) 馮(feng) 玉祥會(hui) 談。麵談中，馮(feng) 玉祥對自己過去的行為(wei) 作了深刻反省，進一步堅定了與(yu) 中共合作的信心。馮(feng) 玉祥曾在日記中對會(hui) 談有較為(wei) 詳細的記述：“高同誌介紹蕭（指共產(chan) 黨(dang) 員蕭明）同誌來，談發展黨(dang) 務，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到農(nong) 工群眾(zhong) 中去作工及如何作法，此為(wei) 極難之事雲(yun) 雲(yun) ，誠為(wei) 有識之話……本日天寒甚。蕭君同我商談救民大事……蕭先生談各事，頗有教訓，記之：一、要求如何？二、以經濟時間為(wei) 準。 三、各種名義(yi) 辦法：1.須共甘苦。2.切身痛苦。3.幹部須用工夫訓練（不要自己去作）。4.敵人情形如何，自己力量如何？5.防止落後的人（維持現狀）。6.來的人不要擔任（須側(ce) 麵）。7.須加入生產(chan) （不可在外邊）。8.京綏路不易作的原因（是不是口頭革命）（加入為(wei) 好）。群眾(zhong) 組織創造法不可有包辦的意思，起初的辦法，開荒的辦法（煤礦的開始辦法，由賣油條而到作工的事）。黨(dang) 團的辦法——書(shu) 記。小組的彼此不足。要豎的關(guan) 係，不要橫的關(guan) 係。此為(wei) 特別組織，學校工廠均可如此辦。團組的辦法，運用的辦法，為(wei) 使用的活動。保護色之利用，是革命成功的第一要件”。

通過《馮(feng) 玉祥日記》所述之內(nei) 容，我們(men) 可以看到，其記述核心觀點，包含了我黨(dang) 工作的一些重要原則，如群眾(zhong) 路線（同甘共苦）、黨(dang) 團組織的建設等，這對於(yu) 馮(feng) 玉祥來說無疑是一個(ge) 進步，但由於(yu) 抗日同盟軍(jun) 組成時內(nei) 部成分複雜，在其實踐道路上的執行力如何不得而知，況且，馮(feng) 玉祥此時仍是一個(ge) 基督教信仰者，其個(ge) 人的理解和覺悟程度也是有限的。不過，值得肯定的是，此時的馮(feng) 玉祥也確實轉向了積極與(yu) 中共合作的一麵，再未對中共有任何不利的行動。吳成方曾回憶：“抗日同盟軍(jun) 成立之後，前委一些人按照王明路線的調子反對馮(feng) 玉祥，把他看做是‘最危險的敵人’。馮(feng) 玉祥自己也感覺到共產(chan) 黨(dang) 人中有人對他是有成見的。然而，他在1933年8月即使下野了，也沒有再象1927年那樣，對我們(men) 采取不利行動。如果當時換個(ge) 別人，也許會(hui) 與(yu) 我們(men) 翻臉的，因為(wei) 他認為(wei) 客觀上你在內(nei) 部拆了他的台”。

肖明與(yu) 馮(feng) 玉祥會(hui) 晤後，“馮(feng) 玉祥在政治上有了主張，行動就有了明確方針，他可以在原來的老部下中進行抗日動員活動了”，也就是在與(yu) 肖明會(hui) 晤期間，馮(feng) 玉祥在其日記中表現出強烈的抗日救亡願望：“日人侵略日甚一日，而惡劣政局仍日固一日，國亡無日矣！本日為(wei) 大局事又急又氣，國如何得了？民如何得了？我亦是有急性病之人。德全處處體(ti) 貼我，而我仍是日日焦急，事事煩躁。此半由於(yu) 國恥痛心，人民日苦，看不下去，半由於(yu) 學問太差故耳”。

自1932年初，在與(yu) 中共北方特科的聯絡下，馮(feng) 玉祥開始為(wei) 抗日多方奔走，呼籲抗戰，並向政府提出議案，要求收複失地，支持第十九路軍(jun) 。馮(feng) 玉祥還把包括吉鴻昌在內(nei) 的老部下介紹給中共北方特科，由北方特科直接出麵聯係抗日，但馮(feng) 玉祥個(ge) 人的活動和努力，“均因蔣介石頑固堅持不抵抗政策而付之東(dong) 流。為(wei) 此，馮(feng) 玉祥憤而離京，在泰山小住一時後，聽從(cong) 中共華北政治保衛局（北方特科——注）的建議，於(yu) 1932年10月離泰山移住張家口，開始直接籌劃組建抗日武裝的活動”。

二、中共北方特科與(yu) 同盟軍(jun) 的組建

在1932年10月馮(feng) 玉祥移居張家口之前，其去泰山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聯合老部下韓複榘，其以讀書(shu) 為(wei) 掩護並高薪聘請李達任教。1932年夏末，馮(feng) 玉祥老部下宋哲元被任命為(wei) 察哈爾省政府主席，根據日本侵華形勢，以及華北特別是平津張一帶聚集了抗日雜牌軍(jun) 的特殊情況，中共北方特科與(yu) 馮(feng) 玉祥商量，希望以察哈爾省會(hui) 張家口為(wei) 中心組織抗日救亡活動。中共北方特科之所以為(wei) 馮(feng) 玉祥做如此打算，與(yu) 馮(feng) 玉祥前期在張家口領導國民軍(jun) 的活動有很大的關(guan) 係。

馮(feng) 玉祥到張家口後，在積極活動的同時，要求中共派人協助籌劃建立抗日武裝的工作。為(wei) 此，中共北方特科先行派出中共黨(dang) 員張存實、武止戈、許權中等前往張家口協助馮(feng) 玉祥做發動和組織工作,隨後又派張慕陶（張金刃）、吳化之等幫助馮(feng) 玉祥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和在該部隊開展兵運工作。1933年春，中共方麵在山西汾陽軍(jun) 校的地下黨(dang) 員趙力鈞等也陸續被調到馮(feng) 玉祥部開展工作。這些派去的中共黨(dang) 員與(yu) 馮(feng) 玉祥配合默契，深得馮(feng) 玉祥的信任，抗日武裝的籌建工作也進行得十分順利。為(wei) 了更為(wei) 有效的開展工作，張慕陶等人成立了中共張家口特別委員會(hui) ，隸屬中共北方特科領導。

當時，張家口駐有二十九軍(jun) 的一個(ge) 留守團，但很快從(cong) 東(dong) 北及熱河潰散而來的部隊來到張家口附近，主要有東(dong) 北的馮(feng) 占海、鄧文、李忠義(yi) 、富春、汲漢東(dong) 等的抗日義(yi) 勇軍(jun) ，還有從(cong) 熱河退到察哈爾的湯玉麟部隊及姚景川的熱河地方部隊，同時，孫殿英的第四十一軍(jun) 也駐在沙城一帶。由於(yu) 這些部隊多因潰退而來，盡管人數有十數萬(wan) 人，但互不統屬，各行其是，處在一盤散沙的狀態。經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與(yu) 馮(feng) 玉祥多方聯絡和耐心說服，多數部隊表示擁護馮(feng) 玉祥領導來進行抗日鬥爭(zheng) 。一些愛國軍(jun) 人和誌士得知馮(feng) 玉祥組建抗日部隊，便紛紛來歸。原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率他的舊部鮑剛和張人傑的兩(liang) 個(ge) 師，揮戈北上張家口。中共內(nei) 蒙特委書(shu) 記陳鏡湖組織蒙漢抗日同盟軍(jun) 事委員會(hui) ，號召蒙漢青年參加抗日同盟軍(jun) 。吉鴻昌變賣天津的家產(chan) 攜款到達張家口。馮(feng) 玉祥在山西省汾陽軍(jun) 校的30餘(yu) 名師生，在教務長、中共黨(dang) 員尹心田率領下也趕赴張家口，改編為(wei) 抗日同盟軍(jun) 的1個(ge) 師。曾擔任過騎兵師師長的張礪生從(cong) 南方歸來，在家鄉(xiang) 尚義(yi) 等地組建起軍(jun) 隊加入抗日同盟軍(jun) 。這樣，匯集在馮(feng) 玉祥抗日麾下的部隊已達十萬(wan) 之眾(zhong) ，創建抗日軍(jun) 隊，樹立抗日義(yi) 旗的時機已經成熟。

1933年5、6月間，察哈爾軍(jun) 事形勢進一步惡化，“察東(dong) 四縣”被日偽(wei) 占領。經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與(yu) 馮(feng) 玉祥、吉鴻昌多次協商，集議公推馮(feng) 玉祥為(wei) 總司令，成立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當此危難之際，奮起抗戰。

三、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的軍(jun) 事組織

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成立後，周邊各部抗日力量紛紛匯聚，頃刻之間聚集了10萬(wan) 餘(yu) 眾(zhong) 。1933年6月15日，“抗日同盟軍(jun) 第一次軍(jun) 民代表大會(hui) 在張家口開幕，到會(hui) 代表有馮(feng) 玉祥、吉鴻昌、方振武等61人，中共黨(dang) 員宣俠(xia) 父、張慕陶參加了大會(hui) 。會(hui) 議進行了五天。通過了抗日同盟軍(jun) 綱領、軍(jun) 事問題、財政政策、軍(jun) 隊政治工作與(yu) 協助民眾(zhong) 運動、軍(jun) 委會(hui) 組織大綱等決(jue) 議案”，隨後依據抗日同盟軍(jun) 軍(jun) 事委員會(hui) 的組織大綱，選舉(ju) 了軍(jun) 事委員35人，後補委員29人，推舉(ju) 馮(feng) 玉祥、方振武、孫良誠、吉鴻昌、張允榮、鄧文、佟麟閣、張人傑、邱山寧、宣俠(xia) 父、張慕陶等11人為(wei) 常務委員。截止目前，抗日同盟軍(jun) 的軍(jun) 事係列如表3—1所示：

 

表3—1：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軍(jun) 事組織係列

 

軍(jun) 隊番號	領導人	下轄部隊	備注
第一軍(jun)	佟麟閣	轄兩(liang) 師一旅	7月25日起第24、25師歸第一軍(jun) 節製，其中第二師係中共領導，中共幹部擔任團、營主要領導，係汾陽軍(jun) 校部隊
第二軍(jun)	吉鴻昌	轄四個(ge) 師	吉鴻昌入黨(dang) 時間問題決(jue) 定了第二軍(jun) 是否為(wei) 中共領導，第五師係中共領導，師長宣俠(xia) 父
第五軍(jun)	阮玄武	轄兩(liang) 個(ge) 師	第十八師係中共領導，師長許權中
第六軍(jun)	張淩雲(yun)	轄兩(liang) 個(ge) 師
第十六軍(jun)	李忠義(yi)	轄三個(ge) 師
第十八軍(jun)	黃守中	轄五個(ge) 師	係熱河民眾(zhong) 抗日救國軍(jun) ，由中共張家口特委發動，孫殿英騎兵第四師後加入
第五路軍(jun)	鄧文	騎兵三師一旅、步兵一旅	係馬占山舊部
第六路軍(jun)	劉桂堂		此前投敵，後在沽源通電就職，前委派中共幹部前往開展工作
騎兵挺進軍(jun)	孫良誠	第一、二挺進軍(jun)	大部分為(wei) 東(dong) 北、熱河、蒙古義(yi) 勇軍(jun)
察哈爾自衛軍(jun)	張礪生	三個(ge) 師、兩(liang) 個(ge) 支隊	係張北、商都、寶昌保甲民團
抗日救國軍(jun)	方振武	轄兩(liang) 個(ge) 軍(jun)	方振武率部北上
蒙古軍(jun)	德王	轄三個(ge) 軍(jun)	全麵抗戰爆發後投靠日本
蒙古自衛軍(jun)	富華亭	轄三個(ge) 師
同盟軍(jun) 總部直轄部隊有：獨立第1、2、3、4團、衛隊團；幹部學校軍(jun) 官、軍(jun) 士、學生大隊（副校長為(wei) 中共秘密黨(dang) 員張克俠(xia) ），第一、二、五軍(jun) 為(wei) 馮(feng) 玉祥嫡係部隊。

 

注：根據劉涓迅先生整理《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大事記》（河北省政協編：《馮(feng) 玉祥與(yu) 抗日同盟軍(jun)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3-207頁）、1937年5月馮(feng) 玉祥等在紀念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抗戰四周年散發紀念冊(ce) ，載政協多倫(lun) 縣委員會(hui) ：《多倫(lun) 文史資料》第一輯（內(nei) 蒙古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89-191頁）、1933年趙謹三編《察哈爾抗日實錄》，載政協多倫(lun) 縣委員會(hui) ：《多倫(lun) 文史資料》第三輯（內(nei) 蒙古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24-129頁）製定。

 

通過上表可以發現，抗日同盟軍(jun) 的軍(jun) 事組織係列十分龐大，共有12個(ge) 軍(jun) ，師一級的編製大約也在30個(ge) 以上，這樣一個(ge) 龐大的軍(jun) 事力量，在客觀上是能夠發揮抗日救亡作用的，尤其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對抗日同盟軍(jun) 的某些部隊具有絕對領導作用，如第二師、第五師等，在實際戰鬥中，中共領導的軍(jun) 隊在收複“察東(dong) 四縣”中發揮了主要作用。但是，在這樣一個(ge) 編製體(ti) 係下，抗日同盟軍(jun) 存在重大隱患：其一，抗日同盟軍(jun) 係一個(ge) 鬆散的邦聯組織，各部實際上是散駐於(yu) 張家口附近部隊番號的改稱，雖均向馮(feng) 玉祥表達了抗日決(jue) 心，但缺乏組織凝聚力；其二，抗日同盟軍(jun) 各部領導人就職時，所在軍(jun) 隊仍舊是自己的原班人馬，加之同盟軍(jun) 後方補寄問題難以解決(jue) ，領導人之間互相傾(qing) 軋、猜疑，均有各自保存實力的想法，以至於(yu) 同盟軍(jun) 戰鬥力嚴(yan) 重不足；其三，抗日同盟軍(jun) 各部中，有很多搖擺分子，劉桂堂即是其中一例，這部分人見風使舵，抗日不足、擾民有餘(yu) ，成為(wei) 同盟軍(jun) 內(nei) 部的巨大隱患。

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成立後，軍(jun) 隊的整編訓練工作是十分重要，需要中共幹部對其進行全方位思想整訓、組織管理等，當時中共北方特科領導人也確實認識到了這一點，從(cong) 而也就發生了吳成方與(yu) 河北地方黨(dang) 組織聯係一事，但河北省委與(yu) 中共北方特科執行了完全向左的路線，以致抗日同盟軍(jun) 最終失敗。然而，從(cong) 中共北方特科與(yu) 馮(feng) 玉祥的接洽到抗日同盟軍(jun) 最初成立這一時期，我黨(dang) 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與(yu) 馮(feng) 玉祥等的合作也是成功的。主要表現在三個(ge) 方麵：

第一，中共方針為(wei) 馮(feng) 玉祥所接受。中共北方特科與(yu) 馮(feng) 玉祥達成合作方針，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yi) 及其一切走狗”為(wei) 基本宗旨，不公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旗幟，實行“裏紅外不紅”的“西瓜政策”，在抗日同盟軍(jun) 的綱領中不提南京政府如何反動、地方軍(jun) 閥如何不好的話，這些方針為(wei) 馮(feng) 玉祥所接受，成為(wei) 實際操作的行為(wei) 準則。中共北方特科所製定的這些方針，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是適應抗日大趨勢的政策。在如此政策指引下，我黨(dang) 才能夠在抗日同盟軍(jun) 內(nei) 部發揮領導作用。

第二，馮(feng) 玉祥對中共北方特科高度信任。據載“北方特科派赴張家口的工作幹部，多數為(wei) 大革命時期曾在國民軍(jun) 工作，並為(wei) 馮(feng) 玉祥所熟悉和信任的人，如張慕陶、張存實、宣俠(xia) 父等都曾在馮(feng) 部國民軍(jun) 做過政治工作”，馮(feng) 玉祥認為(wei) 中共幹部經驗豐(feng) 富且有才幹，在籌建抗日同盟軍(jun) 過程中，馮(feng) 玉祥對中共北方特科成員十分重視，經常征詢他們(men) 的意見，他還特別安排張慕陶住在他的圖書(shu) 館西屋密談工作。正是由於(yu) 馮(feng) 玉祥的信任，中共黨(dang) 員宣俠(xia) 父、許權中能夠出任抗日同盟軍(jun) 五師、十八師的師長，因其餘(yu) 各部均非馮(feng) 玉祥的嫡係，這也是馮(feng) 在抗日同盟軍(jun) 中的最大軍(jun) 政任命權限。在馮(feng) 玉祥的允許下，中共也以此為(wei) 機遇逐步在同盟軍(jun) 中建立了完善的黨(dang) 的組織機構。

第三，在抗日救國方麵達成高度一致。“九一八”之後，中國國土淪喪(sang) ，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長城抗戰失敗後，察哈爾地區成為(wei) 抗日鬥爭(zheng) 的前沿陣地，加之日寇蠶食，使得察哈爾危機四伏。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自1931年以來，多次發表抗日宣言，這與(yu) 馮(feng) 玉祥救國救民的樸素抗日熱情高度一致，也正是在此原則之下，馮(feng) 玉祥開始謀求與(yu) 中共方麵的合作，中共北方特科與(yu) 馮(feng) 玉祥的會(hui) 談要點也是以“聯合抗日”為(wei) 基礎，從(cong) 而奠定了合作的前提。

 

第二節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的軍(jun) 事鬥爭(zheng)

 

1933年5月26日，張家口召開了有數千軍(jun) 民參加的察哈爾民眾(zhong) 禦侮救亡大會(hui) 。馮(feng) 玉祥在大會(hui) 上宣布抗日同盟軍(jun) 正式成立，並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救國講演，向全國發出通電，就任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總司令，主張聯合各黨(dang) 各派各軍(jun) ，動員全國一切力量，一致武裝抗日，收複失地。《馮(feng) 玉祥就任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總司令電》發表後不久，駐張家口周邊各路部隊、全國社會(hui) 團體(ti) 甚至國民黨(dang) 個(ge) 別黨(dang) 部等紛紛致電表示支持與(yu) 擁護，參見下表：

 

表3—2:1933年5-6月全國各地擁護抗日同盟軍(jun) 通電簡匯

 

致電者	致電日期	主要內(nei) 容
張軍(jun) 長人傑響應馮(feng) 總司令就職通電	1933.5.27	敢祈全國同胞認清道路，鑒別邪正，同聲奮起，一致擁護
鄧文擁護馮(feng) 玉祥成立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的通電	1933.5.27	謹率所部兩(liang) 萬(wan) 健兒(er) ，服從(cong) 鈞座指揮，前區殺敵，赴湯蹈火，義(yi) 所不辭
方振武響應馮(feng) 玉祥就任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總司令的通電	1933.5.28	振武決(jue) 奉先總理之遺教，暨真革命之精神，捍衛疆域，惟力是視
自衛軍(jun) 軍(jun) 長張礪生響應通電	1933.5.29	僅(jin) 率我察哈爾省父老子弟，組織自衛軍(jun) ，追隨我馮(feng) 總司令
李忠義(yi) 劉震東(dong) 響應通電	1933.5.29	馮(feng) 總司令，堅毅卓絕，夙為(wei) 抗日戰士及全國民眾(zhong) 所信仰
上海各民眾(zhong) 團體(ti) 救國聯合會(hui) 賀馮(feng) 總司令就職電	1933.5.29	特電馳賀，敬祝成功
濟南民眾(zhong) 團體(ti) 聯合會(hui) 賀電	1933.5.29	佇(zhu) 盼我公即日長驅關(guan) 外，痛飲黃龍
張作相等五十餘(yu) 將領響應通電	1933.5.31	張作相、孫魁元、張自忠、劉汝明等
山東(dong) 全省民眾(zhong) 抗日會(hui) 賀電	1933.5.31	頭顱猶在，熱血可濺，誓從(cong) 公後，湔雪國恥
廣州特別市黨(dang) 部賀電	1933.6.1	國事尚有可為(wei) ，敬希加倍努力
西南各省國民對外總會(hui) 賀電	1933.6.1	務望整我師旅，還我河山，全國人民，誓為(wei) 後盾
廣州市參議會(hui)	1933.6.2	本市百萬(wan) 市民，誓為(wei) 後盾
天津中華民族自救會(hui)	1933.6.15	破內(nei) 奸之企圖，挫外寇之凶焰，拯我民族，就我國家
抗日軍(jun) 各將領表明追隨馮(feng) 總司令抗日態度通電	1933.6.20	茲(zi) 謹率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將士，追隨馮(feng) 總司令之後，重整義(yi) 旗，克日北指
東(dong) 南五省民眾(zhong) 抗日救國會(hui) 賀電	1933.6.20	本會(hui) 誓死以抗日救國為(wei) 永不變之宗旨
西南政委會(hui) 請關(guan) 黃肖等屏絕內(nei) 爭(zheng) 共禦外辱電	1933.6.22	萬(wan) 望精誠團結，互相提攜，屏絕內(nei) 爭(zheng) ，共禦外辱……國家前途，實利賴之
國民黨(dang) 留滬中央委員請蔣汪援助馮(feng) 玉祥抗日電	1933.6.22	政府宜獎其忠忱，嘉其勇毅，補充其軍(jun) 旅，俾得安心練兵，保障邊陲

 

注：根據政協多倫(lun) 縣委員會(hui) ：《多倫(lun) 文史資料》第三輯（內(nei) 蒙古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07-137頁）、政協張家口文史資料委員會(hui) ：《張家口文史資料》第31-32輯（1997年，第32-38頁）、第19輯（1991年，第172-182頁）、第26-27輯（1995年，第32-46頁）製定。

 

如表2所示，馮(feng) 玉祥就職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總司令後，得到了全國愛國誌士、社會(hui) 團體(ti) 的擁護，張家口附近各部軍(jun) 隊領導人均表示“悉聽指揮”，西南、東(dong) 南、廣東(dong) 、山東(dong) 等地均有通電響應，即便是國民黨(dang) 中央委員、各軍(jun) 將領亦致電支援，足見抗日之大勢所趨。自此，抗日同盟軍(jun) 齊聚張垣，厲兵秣馬、待命殺敵，北上光複“察東(dong) 四縣”。

一、光複“察東(dong) 四縣”及其曆史意義(yi)

1933年6月15日，馮(feng) 玉祥在張家口主持召開了抗日同盟軍(jun) 第一次軍(jun) 民代表大會(hui) 。大會(hui) 對同盟軍(jun) 的軍(jun) 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麵都做出了綱領性的決(jue) 議案。決(jue) 議案的要點是：抗日同盟軍(jun) 是革命軍(jun) 民的聯合戰線，其宗旨是外抗暴日，內(nei) 除國賊，主張武力收複失地，對日絕交，反對任何妥協；聯合世界反對帝國主義(yi) 的進步勢力共同奮鬥，完成中國之獨立自由；肅清漢奸賣國賊，實現民眾(zhong) 政權；取消苛捐雜稅，改善工農(nong) 、貧民、士兵的生活；釋放愛國政治犯；保障民眾(zhong) 集會(hui) 、結社、言論、出版、武裝之自由；凡有誌抗日救國的軍(jun) 民團體(ti) ，均得加入同盟軍(jun) 。1933年6月20日，吉鴻昌率領衛隊赴張北組織了抗日同盟軍(jun) 總指揮部。當晚，吉鴻昌、李忠義(yi) 、鄧文發出就職通電，再次表示了“願擲頭顱，換取民族生存，揮我熱血，收複大好河山”的決(jue) 心。他們(men) 製定了詳盡的作戰計劃，北上光複“察東(dong) 四縣”，見下表：

 

表3—3：察東(dong) 四縣淪陷與(yu) 抗日同盟軍(jun) 光複時間表

 

縣域名稱	淪陷時間	同盟軍(jun) 光複時間	備注
多倫(lun)	1933.4.29	1933.7.12	一說淪陷時間4.28
寶昌	1933.6.4	1933.7.1
康保	1933.6.8	1933.6.22
沽源	1933.5.24	1933.6.23	7.1劉桂堂通電反正

 

注：根據《多倫(lun) 縣誌》（內(nei) 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沽源縣誌》（中國三峽出版社，2003年版）、《太仆寺旗誌》（內(nei) 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康保縣誌》（新華出版社，1991年版）製定。

 

通過上表可見，“察東(dong) 四縣”的淪陷時間與(yu) 抗日同盟軍(jun) 的組建過程是高度一致的，抗日同盟軍(jun) 積極籌備之時，正值多倫(lun) 淪陷，5月26日抗日同盟軍(jun) 宣布成立前後，“察東(dong) 四縣”相繼淪陷。這一方麵說明日寇侵占“察東(dong) 四縣”蓄謀已久，另一方麵也促進了抗日同盟軍(jun) 的組建工作，以期盡快挽救察哈爾危亡。此時，馮(feng) 玉祥的活動引起了國民政府的高度關(guan) 注，喪(sang) 權辱國的《塘沽協定》也在此時簽訂，“《塘沽協定》的簽訂與(yu) 馮(feng) 玉祥組建抗日同盟軍(jun) 有著密切聯係。一方麵，馮(feng) 的組軍(jun) 行動影響著《塘沽協定》的簽訂，中日談判代表在正式協定案簽字後，又針對馮(feng) 在張家口的籌備抗日活動簽訂了《覺書(shu) 》，作為(wei) 《塘沽協定》附件，成為(wei) 後來日、蔣聯合剿滅同盟軍(jun) 的依據；另一方麵,《塘沽協定》的簽訂又在客觀上為(wei) 同盟軍(jun) 的成立提供了有利條件”。

就“察東(dong) 四縣”光複過程而言，學界著述頗多，文字敘述甚眾(zhong) ，多以史實而論，現將吉鴻昌戰況電報分列如下，以窺其實。

 

表4—4：光複“察東(dong) 四縣”過程中吉鴻昌軍(jun) 情電報匯總表

 

時間	電報主旨	涉及縣城	備注
1933.6.22	康保偽(wei) 軍(jun) ……被我王支隊長擊潰……康保完全被我軍(jun) 占領	康保	康保光複
1933.6.23	李軍(jun) 長忠義(yi) 部先頭……準備進攻沽寶	沽源、寶昌	劉桂堂與(yu) 同盟軍(jun) 聯絡
1933.6.24	我李軍(jun) 長忠義(yi) 部……已進占二台白廟灘之線……張北駐軍(jun) 太多，給養(yang) 太感困難	張北	日寇未占該縣
1933.6.26	騎三師固守張北縣城	張北	日寇未占該縣
1933.6.27	向寶昌方向推進	寶昌
1933.6.29	遵於(yu) 儉(jian) 日親(qin) 督各部分向沽源、寶昌推進	沽源、寶昌
1933.6.30	左翼……進迫寶昌，右翼……進迫沽源	沽源、寶昌
1933.7.1	殘敵棄寶昌東(dong) 竄，我軍(jun) 夜夜進駐寶昌縣城……劉桂堂已就我第六路總指揮	沽源、寶昌	沽源、寶昌光複
1933.7.2	惟給養(yang) 確實困難……但寶多一帶，戰後瘡痍，民難自給	寶昌、多倫(lun)
1933.7.3	多倫(lun) 駐有（偽(wei) 軍(jun) ）……四千多人，日軍(jun) 多寡未悉	多倫(lun)
1933.7.5	連日大雨，行軍(jun) 稍感困難……擬率部黃昏或拂曉進攻……可一鼓而下	多倫(lun)
1933.7.7	開始圍攻多倫(lun) ……暴日嚴(yan) 令李逆守忠死守多城。我軍(jun) 決(jue) 以頭顱碧血與(yu) 敵周旋	多倫(lun)
1933.7.11	李逆憑險頑抗……盼接濟給養(yang) ，而維軍(jun) 食	多倫(lun)
1933.7.12	收複多倫(lun) ，敵已東(dong) 潰……惟瘡痍遍地，善後救濟，諸待力行	多倫(lun)	多倫(lun) 光複

 

注：根據扶溝縣地方史誌編纂委員會(hui) 編：《扶溝縣誌》（評審稿上）（2011年，第296-298頁）、政協張家口文史資料委員會(hui) ：《張家口文史資料》第19輯（1991年，第183-188頁）、第26-27輯（1995年，第44-51頁）製定。

 

以上軍(jun) 情電文，呈現出三個(ge) 特點並透視出相關(guan) 問題：其一，自6月20日吉鴻昌率部開赴張北組織抗日同盟軍(jun) 指揮部之日，其匯報軍(jun) 情電文較為(wei) 頻繁，自6月22日至7月7日，幾乎每日一電，即使相隔也不超一天，從(cong) 電文內(nei) 容可見，“察東(dong) 四縣”之康保、沽源、寶昌收複相對順利，其中沽源偽(wei) 軍(jun) 聞訊反正，使同盟軍(jun) 士氣大振，由此，吉鴻昌7月5日有“一鼓而下”多倫(lun) 之電文；其二，自7月7日後連續三日未見吉鴻昌軍(jun) 情電，所報電文呈現“我軍(jun) 決(jue) 以頭顱碧血與(yu) 敵周旋”、“李逆憑險頑抗”字樣，可見多倫(lun) 之戰十分艱苦，且血戰五日，戰鬥膠著，以致三日未報軍(jun) 情；其三，自康保光複後，吉鴻昌兩(liang) 封軍(jun) 情電涉及張北縣，張北縣非日偽(wei) 侵占，電文主要是關(guan) 於(yu) 給養(yang) 和固守大本營問題，在整個(ge) 收複“察東(dong) 四縣”過程中，吉鴻昌軍(jun) 情電文多次提及“瘡痍遍地”、“給養(yang) 困難”等，可見同盟軍(jun) 後勤補給問題十分嚴(yan) 重，“察東(dong) 四縣”光複後，“善後救濟”等問題也呈現出來。

綜上，抗日同盟軍(jun) 於(yu) 6月22日收複康保，7月1日，與(yu) 偽(wei) 軍(jun) 主力發生激戰，收複寶昌，駐守沽源的偽(wei) 軍(jun) 宣布歸順。7月7日，分三路對多倫(lun) 發起總攻，12日收複多倫(lun) 。抗日同盟軍(jun) 在收複“察東(dong) 四縣”的戰鬥中，共計傷(shang) 亡官兵1600多人，其中陣亡312人，重傷(shang) 453人，輕傷(shang) 927人。

可以說，光複“察東(dong) 四縣”是抗日同盟軍(jun) 在內(nei) 外交困的情況下偉(wei) 大的壯舉(ju) ，以殘破槍械與(yu) 日偽(wei) 周旋並取得勝利，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包括同盟軍(jun) 將士在內(nei) 的全國人民抗日熱情。在光複“察東(dong) 四縣”的戰鬥過程中，同盟軍(jun) 將士忍饑挨餓，不怕勞苦，不怕犧牲，以為(wei) 國家民族奮起抗日之精神支撐，最終取得勝利。張家口及周邊人民均竭力幫助和擁護，熱情救援並運送傷(shang) 員，多倫(lun) 克複後，全國各界團體(ti) 紛紛致電。

其二，同盟軍(jun) 采取了正確的進攻策略。抗日同盟軍(jun) 收複“察東(dong) 四縣”，實際上是以攻為(wei) 守的戰略部署。在抗日同盟軍(jun) 組軍(jun) 過程中，日偽(wei) 侵占了“察東(dong) 四縣”，同盟軍(jun) 成立後沒有坐以待斃，采取以攻為(wei) 守的策略，日偽(wei) 倉(cang) 促應戰，因此而獲完勝。

其三，偽(wei) 軍(jun) 反正也是同盟軍(jun) 能夠取得勝利的客觀原因。在收複“察東(dong) 四縣”過程中，除多倫(lun) 外，其餘(yu) 三縣僅(jin) 有偽(wei) 軍(jun) 駐守，敵人利用偽(wei) 軍(jun) 來抵禦抗日同盟軍(jun) ，讓中國人打中國人，這是一項十分陰毒的政策。但是，在同盟軍(jun) 強大的政治攻勢下，劉桂堂等偽(wei) 軍(jun) 不為(wei) 日本人賣命，積極聯係反正事宜，還有點民族意識，從(cong) 而能夠順利收複沽源。

抗日同盟軍(jun) 光複“察東(dong) 四縣”的戰鬥中，缺乏重武器，彈藥極少，有的戰士僅(jin) 有一把大刀，裝備遠不及敵方，就連李守信也曾回憶“七月七日夜晚發動攻擊時，我一聽沒有炮聲，機關(guan) 槍聲也很疏落”，因此，抗日同盟軍(jun) 是在劣勢之下收複了“察東(dong) 四縣”，其主要曆史意義(yi) 體(ti) 現在以下三個(ge) 方麵：

   第一，抗日同盟軍(jun) 收複多倫(lun) 等“察東(dong) 四縣”，是“九一八”日軍(jun) 侵華以來中國軍(jun) 隊第一次從(cong) 日偽(wei) 軍(jun) 手中收複失地的壯舉(ju) ，驕橫的日寇遭受沉重打擊，給中國民眾(zhong) 帶來了抗日禦侮的希望，威震中外，全國人民大為(wei) 振奮。上海、北平、天津、廣州和其它各省的工、商、教育界的救國團體(ti) 和個(ge) 人，海外僑(qiao) 胞紛紛來電、來函祝賀，有的捐獻財物，熱烈支持同盟軍(jun) 。

第二，抗日同盟軍(jun) 收複“察東(dong) 四縣”的過程，也是進一步穩定地方局勢，剿除匪患的過程。抗日同盟軍(jun) 收複康保後，一麵進軍(jun) 沽源、寶昌，一麵令騎兵第三十在城東(dong) 剿匪，在張北地區，由張礪生率察哈爾自衛軍(jun) 剿匪，據張礪生向吉鴻昌、馮(feng) 玉祥報告電文載：“職遵於(yu) 六月二十二日，率第四團三營全部，自公會(hui) 出發，到達張北袁勝財營子，堵截李占元股匪。下午四時，與(yu) 匪接觸。匪眾(zhong) 七十八名，激戰五小時。匪勢不支，向北潰退”，由此可見，抗日同盟軍(jun) 對剿匪、穩定地方時局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抗日同盟軍(jun) 收複“察東(dong) 四縣”的過程，是進一步宣傳(chuan) 抗日救國、發動群眾(zhong) 、蓄積抗日力量的過程。據史料記載，多倫(lun) 光複後“吉鴻昌將軍(jun) 在多倫(lun) 山西會(hui) 館組織召開了規模浩大的萬(wan) 人抗日動員大會(hui) 。山西會(hui) 館院內(nei) 擠滿了人，吉鴻昌將軍(jun) 威武地站在戲台上，語重心長地演講抗日救國的道理……多倫(lun) 一批青年人紛紛響應，參加了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由此凸顯了抗日同盟軍(jun) 向群眾(zhong) 宣傳(chuan) 抗日救國的重大意義(yi) 。

二、從(cong) 同盟軍(jun) 到討賊聯軍(jun)

抗日同盟軍(jun) 收複“察東(dong) 四縣”，舉(ju) 國振奮。為(wei) 慶祝“察東(dong) 四縣”的光複，張家口市數萬(wan) 軍(jun) 民於(yu) 7月中旬在上堡體(ti) 育場召開了“張家口軍(jun) 民慶祝收複多倫(lun) 大會(hui) ”，全國各界也紛紛致電祝賀，參見下表：

 

表3—5：抗日同盟軍(jun) 克複多倫(lun) 後一周內(nei) 全國賀電匯總表

 

時間	賀電名稱	備注
1933.7.13	察哈爾民眾(zhong) 賀克複多倫(lun) 電
	天津全國民眾(zhong) 救國聯合會(hui) 點
1933.7.14	上海各界抗日聯合會(hui) 慶賀克複多倫(lun) 電
	上海各團體(ti) 救國聯合會(hui) 賀電
	上海教育聯合會(hui) 學生聯合會(hui) 電
	上海抗日救國民眾(zhong) 禦侮救亡大同盟各界義(yi) 軍(jun) 後援聯合會(hui) 賀電
	李協和複馮(feng) 玉祥電
	朱子橋賀電一、二、三	東(dong) 四省後援會(hui) 設立者
	上海婦女協會(hui) 海員工會(hui) 聯合會(hui) 郵電工會(hui) 聯合會(hui) 賀電
	江蘇省各縣民眾(zhong) 救國團體(ti) 聯合會(hui) 賀克多倫(lun) 電
1933.7.15	上海市第一特區市民聯合會(hui) 賀電
	蔡總指揮廷鍇賀電
	朱懋澄賀電
	中國國民黨(dang) 護黨(dang) 統治會(hui) 賀電
	東(dong) 南五省民眾(zhong) 抗日救國會(hui) 賀電
1933.7.16	上海商人救國協會(hui) 克複多倫(lun) 電
	東(dong) 北義(yi) 勇軍(jun) 後援會(hui) 賀電克複多倫(lun) 並捐洋五千元電
	李烈鈞賀電（電文注7月）	國民黨(dang) 中央委員
	程潛陳嘉佑賀電	國民黨(dang) 中央執委
1933.7.17	上海國貨工廠聯合會(hui) 等賀電
	上海市魚業(ye) 檢查仇貨委員會(hui) 賀電
	蔣光鼐蔡廷鍇賀克複多倫(lun) 電	十九路軍(jun) 將領
	西南執行部慶賀克複多倫(lun) 電
	李濟深、陳銘樞賀多倫(lun) 電	國民黨(dang) “福建事變”發動者
	西南政委會(hui) 請北方各將領一致主張正義(yi) 電
1933.7.18	裴鳴宇、張岱岑、曹任遠賀電
	香港支部執行委員會(hui) 克複多倫(lun) 賀電
	多倫(lun) 各法團請南京政府移攻察之師以攻熱電

 

注：根據1933年上海軍(jun) 學社刊印趙謹三《察哈爾抗日實錄》（載政協多倫(lun) 文員會(hui) ：《多倫(lun) 文史資料》第三輯，內(nei) 蒙古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54-164頁）、政協張家口文史資料委員會(hui) ：《張家口文史資料》第31-32輯（1997年，第42-43頁）、第19輯（1991年，第192-199頁）、第26-27輯（1995年，第52-61頁）製定。

 

通過上表可見，“察東(dong) 四縣”尤其是多倫(lun) 光複後，舉(ju) 國歡騰，全國各地紛紛致電表示祝賀，涉及政府部門、社會(hui) 團體(ti) 及個(ge) 人，其中不乏國民黨(dang) 中央一級大員，如李烈鈞、程潛等，也有反對蔣介石的國民黨(dang) 高級官員及將領，如李濟深、蔡廷鍇、蔣光鼐等，由此可見，1933年抗日同盟軍(jun) 光複“察東(dong) 四縣”有著廣泛的基礎，包含了社會(hui) 各個(ge) 階層，對南京政府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對抗日同盟軍(jun) 將士起到了激勵作用。

麵對掀起的全國抗日熱潮，1933年7月27日，在張家口成立了“收複東(dong) 北四省計劃委員會(hui) ”（東(dong) 北三省和熱河省），馮(feng) 玉祥擔任委員長，抗日同盟軍(jun) 的軍(jun) 長、師長、處長都被聘請擔任該會(hui) 的委員。該委員會(hui) 下設四個(ge) 局，餘(yu) 心清為(wei) 秘書(shu) 局主任；張允榮為(wei) 經濟局主任；溫晉城為(wei) 政治局主任；阮玄武為(wei) 軍(jun) 事局主任。馮(feng) 玉祥在該委員會(hui) 成立大會(hui) 上鄭重表示，要收複東(dong) 北四省，把日本侵略者從(cong) 中國領土上趕出去，不達目的，決(jue) 不罷休。“收複東(dong) 北四省計劃委員會(hui) ”還向全國發出通電，要求全國愛國誌士“多方讚助，共圖進行”。為(wei) 了讓張家口和察哈爾人民永不忘記同日本侵略軍(jun) 浴血奮戰而傷(shang) 亡的1600多名抗日同盟軍(jun) 將士，馮(feng) 玉祥決(jue) 定在張家口修建“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收複察東(dong) 失地陣亡將士紀念塔”、“抗日烈士祠” 。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組織，從(cong) 各方麵積極支持和援助抗日同盟軍(jun) ，並將原派到張家口協助馮(feng) 玉祥進行抗日的工作組改為(wei) “前線委員會(hui) ”（簡稱前委）。前委除開展禦侮救亡的宣傳(chuan) 、組織工作外，還派出一批中共黨(dang) 員到抗日同盟軍(jun) 各部擔任政治處長和其他一些職務。

張家口抗日救國的呼聲引起了蔣介石及國民黨(dang) 政府的不滿。國民黨(dang) 當局將同盟軍(jun) 的抗日行動視為(wei) “攘外必先安內(nei) ”妥協政策的對立麵，千方百計破壞同盟軍(jun) 。蔣介石和國民黨(dang) 政府在對抗日同盟軍(jun) 進行輿論圍剿、經濟封鎖和分化瓦解的同時，還積極策劃從(cong) 軍(jun) 事上對抗日同盟軍(jun) 進行圍攻。從(cong) 6月中旬開始，國民黨(dang) 政府開始調兵遣將，做進攻察哈爾的準備，“至7月底，國民黨(dang) 已在察哈爾集結重兵計16個(ge) 整師，共15萬(wan) 多人”。馮(feng) 玉祥原打算由察哈爾東(dong) 部出擊收複熱河和東(dong) 北三省失地的計劃遂成泡影，隻得調整部署，一麵抵抗日偽(wei) 軍(jun) 進攻，一麵阻止“中央軍(jun) ”入察。為(wei) 避免“引起內(nei) 戰，將使日寇坐收漁人之利”，馮(feng) 玉祥表示可以離察隱退，在主持“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收複察東(dong) 失地陣亡將士紀念塔”，“抗日烈士祠”落成典禮並發表演說後，乘火車離開張家口，經北平轉豐(feng) 台南下，抵達泰安，住泰山“五賢祠”，開始“讀書(shu) 生活”。

依照蔣介石命令，宋哲元和二十九軍(jun) 軍(jun) 部隨即進駐張家口，開始收編抗日同盟軍(jun) ，“補充了大量軍(jun) 械裝備，得到大筆編遣費用。此後，宋哲元成為(wei) 華北地區重要的實力派軍(jun) 人，二十九軍(jun) 也迅速成為(wei) 北方實力最強的軍(jun) 團”。

但是，方振武、吉鴻昌以及中共掌握的軍(jun) 隊誓死抗日到底。1933年9月，吉鴻昌部與(yu) 方振武部在赤城縣獨石口會(hui) 師，並在雲(yun) 州召開了軍(jun) 事會(hui) 議，決(jue) 定將抗日同盟軍(jun) 改名為(wei) “抗日討賊聯軍(jun) ”，舉(ju) 起了抗日討蔣的旗幟，並決(jue) 定從(cong) 獨石口出發，南下進攻北平。9月20日，方振武率領部隊攻占懷柔縣，21日進入密雲(yun) 縣城。日本關(guan) 東(dong) 軍(jun) 派飛機轟炸討賊軍(jun) 駐地，何應欽調集部隊進行圍攻，激戰十餘(yu) 日，“抗日討賊聯軍(jun) ”無後援，無補充，在國民黨(dang) 軍(jun) 隊和日本軍(jun) 隊的聯合圍攻下、在日蔣相互勾結共同打擊下失敗了。

吉鴻昌、方振武僥(jiao) 幸逃脫。1934年11月，吉鴻昌在天津進行抗日活動時被捕，被解往北平，後英勇就義(yi) 。方振武經通縣前往天津避難，後輾轉流亡，於(yu) 1933年11月抵達香港，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zheng) 爆發，香港、九龍被日軍(jun) 侵占，方振武決(jue) 心回大陸參加抗日工作，在廣東(dong) 被國民黨(dang) 特務組織“忠義(yi) 救國軍(jun) ”逮捕，遭到暗害。

    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豎起的武裝抗日的大旗，是馮(feng) 玉祥等愛國官兵響應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團結抗日號召，進行聯合抗日、局部國共合作的一次偉(wei) 大嚐試。盡管由於(yu) 日偽(wei) 蔣的聯合進攻，這一愛國壯舉(ju) 最終歸於(yu) 失敗，但是它在危亡關(guan) 頭，對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所起到的鼓舞和推動作用則是不可估量的，抗日同盟軍(jun) 殺敵禦侮、收複失地的英雄業(ye) 績，將永遠為(wei) 全國人民所讚頌。在全國進入全麵抗戰後，察哈爾人民掀起了創建革命根據地、積極抵抗日本侵略的新的革命鬥爭(zheng) 。

 

第三節 中共與(yu)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對馮(feng) 玉祥成立抗日同盟軍(jun) 的幫助，期間過程是複雜多變的。中共北方特科在與(yu) 馮(feng) 玉祥的接觸過程中，達成了良好的合作協議，在正確的方針指導下，中共幫助馮(feng) 玉祥組織抗日同盟軍(jun) 並擔任其中要職。由於(yu) 環境迫使及中共北方特科工作性質的問題，吳成方不得不與(yu) 地方黨(dang) 發生了聯係，中共河北省委介入後，在王明“左”傾(qing) 路線的影響下，采用了“關(guan) 門主義(yi) ”和“冒險主義(yi) ”的政策，最終導致抗日同盟軍(jun) 的徹底失敗。

    一、從(cong) 中共北方特科到河北省委

1933年初，在中共北方特科與(yu) 馮(feng) 玉祥聯袂積極活動下，為(wei) 抗日同盟軍(jun) 的發起工作做了初期準備，與(yu) 駐守張家口及附近的抗日隊伍均建立了聯係。此時，吳成方意識到“如果抗日同盟軍(jun) 的旗幟一經公開，事情就搞大了。我們(men) 事實上所做的工作，已經超出了陳賡同誌交給我的工作任務範圍”，須派大量中共幹部，一般秘密工作匯報是來不及的。為(wei) 此，吳成方趕赴上海向中央匯報但月餘(yu) 未見答複，隻好回到北平。

麵對張家口方麵的“逼人”情況，吳成方認為(wei) “事已至此，不接著幹下去也不行了，苦心經營了一年半的抗日組軍(jun) 工作總不能使其半途夭折……在這種困難情況下，我不得不與(yu) 地方黨(dang) 發生聯係了，向他們(men) 介紹這一事情的經過，並請中共河北省委、平津地方黨(dang) 組織選派幹部投入工作”，吳成方與(yu) 河北地方黨(dang) 組織代表饒漱石取得了聯係，饒漱石向其介紹了柯慶施參加張家口的工作，如此，地方黨(dang) 組織全麵介入到抗日同盟軍(jun) 的工作中，此時，中共在張家口的活動已經不是黨(dang) 的秘密工作了，而是整個(ge) 北方黨(dang) 組織的工作，其主要方針政策來自中共臨(lin) 時中央也成為(wei) 自然之事。

吳成方在特殊時刻未能遵循黨(dang) 的秘密工作中“不與(yu) 地方黨(dang) 發生聯係”的原則，使得王明“左”傾(qing) 路線影響了抗日同盟軍(jun) ，這不得不說是一個(ge) 遺憾，也使得陳賡授意吳成方的“不要執行打倒一切的政策”的工作方法失去了意義(yi) 。

“柯慶施在初步熟悉了張家口的情況後，就逐漸在同盟軍(jun) 工作中采取一套與(yu) 特委不同的做法”，從(cong) 而使吳成方認為(wei) “饒漱石和柯慶施對我搞了鬼……我當時請求河北省委派幹部及向柯慶施介紹情況並不是移交工作。結果，柯慶施到張家口以後就搞奪權，成立前委。這樣，客觀形勢上就形成了我們(men) 移交工作”，吳成方所認為(wei) 的“搞了鬼”實際上並非個(ge) 人恩怨，這與(yu) 中共北方特科的組成人員有很大關(guan) 係，吳成方曾講過“我當時知道包括肖明同誌在內(nei) 一些派到馮(feng) 玉祥那裏做抗日統戰工作的同誌，由許多人由於(yu) 反對王明路線曾經失去了黨(dang) 的關(guan) 係。盡管他們(men) 失去黨(dang) 的關(guan) 係的情況各有不同，但大都是‘殘酷鬥爭(zheng) 、無情打擊’的‘左’傾(qing) 路線造成的。我覺得這些人幹工作還是可以的，所以才用他們(men) ”，其中張慕陶（張金刃）是“河北緊急會(hui) 議籌備處”的頭目，“等於(yu) 是羅章龍在平津的代理人，曾被以反黨(dang) 右派小集團的理由開除出黨(dang) ”，吳成方不僅(jin) 重用了張慕陶，還為(wei) 他恢複的了黨(dang) 組織關(guan) 係。因此，吳成方所用之人與(yu) 執行王明“左”傾(qing) 路線的中共臨(lin) 時中央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以柯慶施為(wei) 書(shu) 記的中共張家口前線工作委員會(hui) 成立後，北方特科在臨(lin) 時中央的嚴(yan) 厲批評下，逐漸停止了對黨(dang) 的同盟軍(jun) 工作的領導，以後便有臨(lin) 時中央直接派出中央駐北方代表，與(yu) 河北省委通過前委來領導同盟軍(jun) 工作”。

二、中共河北“前委”在同盟軍(jun) 中的工作評析

    張家口地區革命運動曆史悠久，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先驅李大釗多次到張家口開展革命工作，並利用與(yu) 馮(feng) 玉祥國民軍(jun) 的合作關(guan) 係，在張家口開展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鬥爭(zheng) 。大革命失敗後，張家口工人運動轉入低潮。1933年，隨著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的興(xing) 起，平綏鐵路的工人鬥爭(zheng) 又一次興(xing) 盛起來，全麵向黃色工會(hui) 開展了鬥爭(zheng) ，當年京綏鐵路大罷工的“戰友”又一次重逢，這與(yu) 中共河北“前委”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河北“前委”取代中共北方特科，承擔了張家口及抗日同盟軍(jun) 中黨(dang) 的領導工作之後，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由於(yu) 中共河北前委通過河北省委及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溝通了與(yu) 中共中央的聯係，此時，一些體(ti) 現著‘左’傾(qing) 路線精神的指示即通過這一渠道傳(chuan) 達到前委”，但是，在馮(feng) 玉祥通電下野之前，河北“前委”在抗日同盟軍(jun) 活動中做了大量工作，並取得一定成績：其一，河北“前委”通過各種形式開展抗日宣傳(chuan) 活動，不僅(jin) 使廣大群眾(zhong) 了解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抗日主張，也增強了人民群眾(zhong) 的抗日熱情；其二，在抗日同盟軍(jun) 進行收複“察東(dong) 四縣”作戰過程中，河北“前委”派出由中共黨(dang) 員組成的宣傳(chuan) 隊隨軍(jun) 行動，協同開展政治工作，這對維護抗日同盟軍(jun) 的團結，激勵抗日同盟軍(jun) 的戰鬥意誌起了很大作用；其三，中共派在抗日同盟軍(jun) 部隊中的黨(dang) 員幹部在收複察東(dong) 失地及其以後對國民黨(dang) 軍(jun) 隊的作戰中，都發揮了臨(lin) 危不懼、衝(chong) 鋒在前的戰鬥骨幹作用，甚至獻出了寶貴生命，這也是與(yu) 河北“前委”的組織、領導分不開的。

河北“前委”之所以能夠取得一定成績，其根源在於(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先進性——是工人階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同時，也有一些客觀原因，主要是中共北方特科向河北“前委”交接工作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一方麵，特委按照上級要求，在6月底開始向前委移交工作，但另一方麵，因對前委領導的抵觸，他們(men) 同時也利用過去的關(guan) 係開展工作，因此，工作關(guan) 係和組織關(guan) 係的移交一直延續至7月下旬”，客觀上形成了中共北方特科開展同盟軍(jun) 上層工作，河北“前委”開展張家口群眾(zhong) 工作和軍(jun) 事工作的分工，較好的維持了馮(feng) 玉祥與(yu) 中共的合作關(guan) 係，促進了同盟軍(jun) 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

然而，在中共臨(lin) 時中央“左”傾(qing) 路線的影響下，河北“前委”在抗日同盟軍(jun) 的統戰工作及張家口黨(dang) 的工作均出現嚴(yan) 重失誤。

第一，過早暴露了我黨(dang) 在抗日同盟軍(jun) 中的工作，給蔣介石以攻擊的借口。抗日同盟軍(jun) 組建初期，馮(feng) 玉祥為(wei) 了暗中蓄積力量，不希望中共方麵在張家口過分顯露，為(wei) 此馮(feng) 玉祥“特別提出了一個(ge) ‘西瓜政策’，要求同盟軍(jun) 的活動，要像西瓜那樣裏紅外麵青”，“西瓜政策”“作為(wei) 對付南京政府的策略，這是可以理解的，同時它也符合北方特科與(yu) 馮(feng) 玉祥之間的早先協定”，而河北“前委”卻將“西瓜政策”改變為(wei) “胡蘿卜政策”（裏外都紅），使國民黨(dang) 特務獲得了大量情報，給蔣介石以攻擊抗日同盟軍(jun) 的口實。

第二，河北“前委”對馮(feng) 玉祥采取關(guan) 門主義(yi) 政策，並發表“左”傾(qing) 言論，使得雙方信任度逐漸降低，不利於(yu) 聯合抗日。為(wei) 宣傳(chuan) 抗日，中共北方特科在張家口辦有《抗日陣線》，河北“前委”移交工作後，將其改為(wei) 《老百姓報》，宣傳(chuan) 臨(lin) 時中央的“左”傾(qing) 路線，同時，“前委反妥協運動的開展，既刺傷(shang) 了馮(feng) 的自尊心，影響了馮(feng) 與(yu) 中共合作的積極性，又給蔣介石以消滅同盟軍(jun) 的可乘之機”，對聯合抗日產(chan) 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極影響。

第三，河北“前委”單方麵終止了中共北方特科建立的同馮(feng) 玉祥直接聯係及合作關(guan) 係，並“排斥張慕陶、吳化之、王霖、趙作霖等特委成員，要求將黨(dang) 的全部工作移交前委主持”，實際上在內(nei) 部拆了馮(feng) 玉祥的台，從(cong) 而直接導致了中共與(yu) 馮(feng) 玉祥關(guan) 係的惡化。在馮(feng) 玉祥宣布下野後，由於(yu) 黨(dang) 的關(guan) 係暴露，使得張家口工運領袖“陳儒仁、李振庭再次被捕入獄，險遭殺戮（後以全體(ti) 工人營救出獄）。鐵路工會(hui) 委員長王家駿（看庫工人）逃走後，被國民黨(dang) 反動派槍殺於(yu) 天津！常務委員常金鳳、孟昭瑞二人則被反動派殺於(yu) 清河橋畔！”客觀上，河北“前委”也隻能與(yu) 吉鴻昌、方振武領導的同盟軍(jun) 餘(yu) 部聯合開展下一步的軍(jun) 事行動。

三、河北“前委”與(yu) 抗日討賊聯軍(jun)

中共河北“前委”的“左”傾(qing) 政策以及日偽(wei) 的聯合圍剿，使得馮(feng) 玉祥及抗日同盟軍(jun) 的處境十分困難，抗日同盟軍(jun) 內(nei) 部也發生了嚴(yan) 重的動搖分化，由於(yu) 前期整編工作不充分，許多軍(jun) 隊被蔣介石成建製的拉走，馮(feng) 玉祥也逐步喪(sang) 失了信心，“8月上旬，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總部召開軍(jun) 政會(hui) 議討論當前局勢，吉鴻昌、方振武等主戰派將領力主堅持執行同盟軍(jun) ‘外抗暴日，內(nei) 除國賊’的行動綱領……馮(feng) 玉祥表示：如果引起內(nei) 戰，將使日寇坐收漁人之利，希望宋哲元早日回察……保存這一部分力量”。抱著這一念頭，馮(feng) 玉祥通電全國：“自即日起，完全收縮軍(jun) 事，政權歸之政府，複土交之國人，並請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克日回察，接受一切，辦理善後”。同時，馮(feng) 玉祥召集吉鴻昌等20多名同盟軍(jun) 高級軍(jun) 政人員話別，並組織了一個(ge) 由馮(feng) 玉祥親(qin) 任會(hui) 長的“抗日同盟會(hui) ”，歃血為(wei) 盟，表示誓將抗日事業(ye) 進行到底。

在國難當頭，內(nei) 意迭起的情況下，駐軍(jun) 於(yu) 壩上的同盟軍(jun) 各部，立即召開了禦侮救亡軍(jun) 民反妥協大會(hui) ，反對宋哲元收編。方振武通電就任抗日同盟軍(jun) 代總司令，並將所部開往獨石口。據統計，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同盟軍(jun) 中以師的建製為(wei) 單位，先後建立了中共工作委員會(hui) 或支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的二師、五師、十八師、十六師都建立了士兵委員會(hui) 。經過戰場考驗，有100餘(yu) 名官兵被吸收為(wei) 中共黨(dang) 員。在同盟軍(jun) 各部隊共有中共黨(dang) 員330名，團結影響進步官兵5000餘(yu) 人。馮(feng) 玉祥宣布下野後，除方振武部，未被宋哲元收編的同盟軍(jun) 基本為(wei) 中共領導的軍(jun) 隊。

1933年8月，抗日同盟軍(jun) 在張北二泉井村召開了中共影響下的各部隊主要幹部參加的軍(jun) 事會(hui) 議。會(hui) 議決(jue) 定革命軍(jun) 事委員會(hui) 由柯慶施、張慕陶，宣俠(xia) 父、吉鴻昌、劉震遠、柳青庭七人組成，確定了“向南發展”的原則，由於(yu) 軍(jun) 事指揮失誤，抗日同盟軍(jun) 向西開往商都被高樹勳收編了部分兵力，不得不又向東(dong) 開往獨石口與(yu) 方振武會(hui) 師，此時，河北“前委”進一步排斥中共北方特科成員，《河北前委關(guan) 於(yu) 前線工作的報告》中稱：“在這一緊急嚴(yan) 重的關(guan) 頭，也就是階級鬥爭(zheng) 走上更堅決(jue) 與(yu) 更尖銳的關(guan) 頭，隱藏在革命營壘中的小資產(chan) 階級分子與(yu) 機會(hui) 主義(yi) 者，更加動搖起來，而公開的背叛革命” ，並開除了部分人員的黨(dang) 籍。在大敵當前之時，河北“前委”不僅(jin) 沒有加強團結，反而進行了殘酷的黨(dang) 內(nei) 鬥爭(zheng) ，為(wei) 抗日同盟軍(jun) 的最終失敗埋下了伏筆。

吉鴻昌率部到達獨石口後，親(qin) 自到雲(yun) 州與(yu) 方振武、湯玉鱗、劉桂堂召開軍(jun) 事會(hui) 議，決(jue) 定取消抗日同盟軍(jun) 番號成立“抗日討賊聯軍(jun) ”，並推選方振武為(wei) 總司令、湯玉麟為(wei) 副司令、劉桂堂為(wei) 右路總指揮、吉鴻昌為(wei) 左路總指揮。決(jue) 定由獨石口出發進攻密雲(yun) 、懷柔，攻入北平。中共前委經研究亦認為(wei) ：為(wei) 了實現使部隊最後到達冀東(dong) 、察南之目的，當前也讚同與(yu) 吉、方一起攻打密雲(yun) ，懷柔，並向北平進擊。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這些左傾(qing) 冒險主義(yi) 的決(jue) 定，導致了抗日討賊聯軍(jun) 的失敗。

自前委推行“胡蘿卜政策”取代了馮(feng) 玉祥讚同的“西瓜政策”即表現為(wei) 關(guan) 門主義(yi) 。馮(feng) 玉祥宣布下野後，河北“前委”又推行了冒險主義(yi) 政策，促使整個(ge) 抗日同盟軍(jun) 的運動歸於(yu) 失敗。

    在1933年6月21日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與(yu) 中共河北省委給前委的指示信中，除了強調將前委影響下的軍(jun) 事力量南移，發展為(wei) 紅軍(jun) ，在河北、山西邊境實行土地革命外，還要求前委必須提出：“準備出發攻打賣國的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口號。河北“前委”的“左”傾(qing) 領導一直念念不忘把抗日同盟軍(jun) 改編為(wei) 紅軍(jun) 和南下建立蘇區的“基本任務”，迫不及待地要把攻打北平的口號變為(wei) 實際行動，因此，就向他們(men) 下達了攻打北平的指示。在裝備與(yu) 兵力的對比上都十分懸殊的情況下去攻打重兵據守的大城市北平，無異於(yu) 羊入虎口。雖然抗日將士們(men) 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浴血奮戰，也取得了攻占大小湯山等勝利。但是，由於(yu) 部隊自從(cong) 離開張家口後幾經輾轉苦戰，已是兵困馬乏，又是孤軍(jun) 無援。在上有日本侵略軍(jun) 的飛機狂轟濫炸，下有日、偽(wei) 、蔣軍(jun) 圍追堵截的情況下，抗日軍(jun) 傷(shang) 亡慘重、彈盡糧絕，以至最後全軍(jun) 覆沒。顯然，冒險主義(yi) 對抗日同盟軍(jun) 有著的嚴(yan) 重危害性。

 

第四節 積極意義(yi) 與(yu) 失敗原因解析

 

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雖告失敗，“但其對北方的抗日和革命形勢的發展起了很大的影響；在短短的時間裏為(wei) 黨(dang) 在後來的北方白區和陝北紅軍(jun) 鬥爭(zheng) 中鍛煉了一批抗日幹部；同時，在第三次‘左’傾(qing) 機會(hui) 主義(yi) 路線的危害和民族危機關(guan) 頭的困難條件下，我們(men) 黨(dang) 和馮(feng) 玉祥先生及其影響下的愛國將士結成了一條局部國共合作性質的統一戰線，這對後來抗戰期間的國共合作，解放戰爭(zheng) 期間馮(feng) 係西北軍(jun) 的愛國軍(jun) 人與(yu) 國民黨(dang) 反動派決(jue) 裂，棄暗投明，都具有一定的曆史影響”。然而，當時在王明“左”傾(qing) 路線的影響下，中共河北省委及前委在麵對抗日同盟軍(jun) 一係列軍(jun) 事行動的決(jue) 策過程中，確實犯了“左”傾(qing) 關(guan) 門主義(yi) 和冒險主義(yi) 的錯誤，這個(ge) 經驗教訓是值得吸取的。

一、抗日同盟軍(jun) 的性質及曆史意義(yi)

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在張家口的創建及抗日活動，是震驚中外的大事，盡管它活動時間不長，但造成的全國影響卻是深遠的。它用事實表明，隻要軍(jun) 民團結一致，日本侵略者是能夠打敗的。因此，抗日同盟軍(jun) 鼓舞了全國人民抵抗日寇的信心和決(jue) 心，對開展的全民抗戰起、到了促進作用。

抗日同盟軍(jun) 的組成來自於(yu) 社會(hui) 各個(ge) 階層（見表3—1），有國民黨(dang) 正規軍(jun) 、東(dong) 北抗日義(yi) 勇軍(jun) 、察哈爾地方民團、蒙古軍(jun) 、反正偽(wei) 軍(jun) 等，在抗日的原則下與(yu) 人民群眾(zhong) 打成一片，形成了廣泛的同盟，因此，抗日同盟軍(jun) 具有民族統一戰線的性質。抗日同盟軍(jun) 的組建過程，又是中共北方特科積極聯係馮(feng) 玉祥的結果，抗日同盟軍(jun) 成立後，我黨(dang) 在同盟軍(jun) 內(nei) 部掌握了部分軍(jun) 隊，因此抗日同盟軍(jun) 係中共參與(yu) 領導的隊伍，作為(wei) 國民黨(dang) 左派代表馮(feng) 玉祥，與(yu) 中共積極合作，呈現了察哈爾國共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麵，所以，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具有“中共參與(yu) 領導、國共局部合作、民族統一戰線”三重性質，另外，抗日同盟軍(jun) 的組建作為(wei) 非政府行為(wei) ，也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群眾(zhong) 路線的成功實施。

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在收複“察東(dong) 四縣”的過程中，日軍(jun) 確實是占少數的，但這並不能夠否定同盟軍(jun) “抗日”之立論，也就是說，察哈爾抗日是當時時代的主旋律，“國民黨(dang) 行政院長汪精衛，在馮(feng) 玉祥陳述克複多倫(lun) 情形及決(jue) 心收複失地的通電上誣批抗日同盟軍(jun) 收複多倫(lun) ，‘並無此等事實’，並把抗日同盟軍(jun) 圍攻多倫(lun) 、血戰五晝夜的英勇事跡，汙蔑為(wei) ‘無恥’，充分暴露了其賣國賊的麵目”，同盟軍(jun) “是馮(feng) 玉祥等在日軍(jun) 侵略的形勢下，力圖衝(chong) 破國民黨(dang) 中央不抵抗政策的束縛，率領民眾(zhong) 無力為(wei) 挽救民族危亡而發起的自動抗敵行動”，有著重要的曆史意義(yi) 。

其一，打破了日軍(jun) 不可戰勝的神話。

抗日同盟軍(jun) 收複多倫(lun) ，一掃“九·一八”以來抗戰的沉悶氣氛，使全國軍(jun) 民備受鼓舞。來自全國各地的電報中，有的讚譽馮(feng) 玉祥“肩起抗日救國之責，全國民眾(zhong) ，曷勝欣慰”；有的稱讚抗日同盟軍(jun) ：“起九死之國魂，係千鈞於(yu) 一發，無待還我河山，功已不在禹下”，歡呼抗日同盟軍(jun) 抗敵大捷“揚我國光，奮我國威”，希望抗日同盟軍(jun) “再接再厲，直搗黃龍，複我河山”，就連一些國民黨(dang) 中央委員、高級將領如李宗仁、程潛、李濟深、蔡廷鍇、李烈鈞、蔣光鼐等，也要求汪精衛、蔣介石對馮(feng) 玉祥要“獎其忠忱，嘉其勇毅，補充其軍(jun) 旅，受以重權，升以大任”。這一切都充分說明，在國難當頭之際，人心向背，皆以抗日救亡為(wei) 基準。馮(feng) 玉祥順應大勢，高舉(ju) 義(yi) 旗，逆政府意願，做國人想做而未能做之事，從(cong) 而贏得全國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是情理之中的事。同時，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的軍(jun) 事大捷，在全國還促成了一次新的抗日高潮，它不僅(jin) 在當時鼓舞了全國軍(jun) 民的人心士氣，而且對其後開展的全民抗戰都產(chan) 生了極為(wei) 深刻的影響。

1937年後，平型關(guan) 大捷是全麵抗戰以來中國軍(jun) 隊的第一次大捷，粉碎了日軍(jun) 不可戰勝的神話，其實，早在1933年，日軍(jun) 不可戰勝的神話已經被打破。據1937年5月《紀念察哈爾抗日同盟軍(jun) 抗戰四周年紀念冊(ce) 》、1937年上海黑白叢(cong) 書(shu) 設發行的《長城察北的抗日》等資料顯示，當時駐守多倫(lun) 的日軍(jun) 有“荒木騎兵旅團”、“承德重炮隊”等，並布置了炮台三十二座，“日軍(jun) 第八師團”全部開到豐(feng) 寧以為(wei) 犄角之勢，同時，日軍(jun) 有飛機轟炸同盟軍(jun) 陣地，日軍(jun) 顧問團、特設隊等參與(yu) 李守信部隊的指揮。同盟軍(jun) 發起猛攻，吉鴻昌也親(qin) 臨(lin) 前線督戰，一舉(ju) 攻破多倫(lun) 外圍陣地。日偽(wei) 軍(jun) 被迫退回城內(nei) 。經過連續五晝夜的浴血奮戰，察北軍(jun) 事重鎮多倫(lun) ，終於(yu) 被同盟軍(jun) 收複，察哈爾失地全部光複。在戰果方麵對全國人民的鼓舞遠遠超過平型關(guan) 大捷。抗日同盟軍(jun) 收複多倫(lun) 的戰役，是中國人用自己的力量第一次粉碎了“日軍(jun) 不可戰勝”的神話。

其二，群眾(zhong) 路線和民主政權的實驗。

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的組建具有廣泛的群眾(zhong) 性和統一戰線的特點，當時“參加察哈爾抗日的成員來自社會(hui) 各階層，範圍廣大，成分複雜，既有學生、士兵、農(nong) 民、工人，也有本地鄉(xiang) 紳、中小地主、民族資本家和軍(jun) 事將領。參加同盟軍(jun) 的武裝力量，既有國民黨(dang) 正規部隊，也有東(dong) 北義(yi) 勇軍(jun) 和察哈爾省地方武裝，還有在作戰過程中反正過來的劉桂堂等偽(wei) 軍(jun) 部隊”，這些抗日成員在要求抗日上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抗日同盟軍(jun) 具有一定的群眾(zhong) 基礎。

同時，同盟軍(jun) 實行了具有一定民主性的政權。“其綱領規定了一係列有益於(yu) 民主民生的措施，如取消苛捐雜稅，改善工農(nong) 、貧民、士兵生活，釋放政治犯，保障民眾(zhong) 集會(hui) 、結社、言論、出版、武裝之自由，軍(jun) 隊不得隨意強拉牲畜，以維農(nong) 業(ye) 以及剿匪安民、保護工商業(ye) 、合理負擔等。同盟軍(jun) 第一次軍(jun) 民代表大會(hui) ，票選軍(jun) 事委員，組成軍(jun) 事委員會(hui) ，負責處理本區內(nei) 軍(jun) 政事宜，總司令執行軍(jun) 委會(hui) 決(jue) 議”，雖然這些措施沒有得到十分有力的執行，但它的頒布調動了廣大民眾(zhong) 參加抗日救亡的積極性。

在整個(ge) 同盟軍(jun) 組建和政權組織的過程中，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始終參與(yu) 其中並發揮重要的領導作用，所以，抗日同盟軍(jun) 所實施的軍(jun) 事、政治行動也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群眾(zhong) 路線、統一戰線政策的在一定程度上的實施，是民主政權的實驗。“察哈爾抗日與(yu) 全麵抗戰爆發前的其他局部抗戰一樣，是迫使南京政府改變對日政策的重要因素”。

其三，促進了察哈爾革命高潮的再度興(xing) 起。

1925年以張家口為(wei) 中心興(xing) 起的察哈爾大革命高潮，隨著國民軍(jun) 的西撤、奉係軍(jun) 閥的占領和鎮壓而轉入低穀。其後，雖然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和革命群眾(zhong) 以極其頑強的意誌和不怕流血犧牲的精神堅持開展革命鬥爭(zheng) ，但是由於(yu) 環境過於(yu) 惡劣，以至中共黨(dang) 組織在接連遭受敵人破壞之後，與(yu) 上級黨(dang) 失去了聯係，整個(ge) 察哈爾地區的革命鬥爭(zheng) 基本處於(yu) 潛伏狀態。

馮(feng) 玉祥移居張家口並開展抗日組軍(jun) 活動以來，任命佟麟閣代理察哈爾省省長，吉鴻昌為(wei) 察哈爾省警備司令兼公安局局長，張礪生為(wei) 副司令，並下令逮捕原公安局局長，查抄國民黨(dang) 特務機關(guan) ，使得張家口政治環境大為(wei) 改觀。“隨著中共張家口市委的成立，共青團張家口市委也得以恢複，書(shu) 記彭濤，機關(guan) 設在抗日禦侮救亡會(hui) ，平時即以抗日禦侮救亡會(hui) 的名義(yi) 開展活動”，“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成立後，張家口工人運動再起高潮。鐵路工人組織起來，占領了官辦黃色工會(hui) 的大樓，趕跑了黃色工會(hui) 的工作人員，宣布建立平綏鐵路自己的工會(hui) (即平綏鐵路總工會(hui) )，同時選舉(ju) 了工會(hui) 領袖”，“鐵路、電燈、電話、郵務、理發、汽車、藝伶及宣化、孔家莊車站等行業(ye) 和地方先後恢複或重新建立了工會(hui) 組織，力量日漸壯大”。

1933年6月，根據中共河北前線工作委員會(hui) 的指示，察哈爾省會(hui) 張家口鐵路、電燈、汽車及宣化、張北、萬(wan) 全、蔚縣的群眾(zhong) 團體(ti) 發起組建了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禦侮救亡會(hui) ，領導察哈爾工人、學生、市民開展了廣泛的抗日宣傳(chuan) 活動和支援抗日同盟軍(jun) 的活動，工作十分活躍。察哈爾廣大人民對馮(feng) 玉祥開展抗日活動給予了極大支持。作為(wei) 貧瘠之地的察哈爾，廣大群眾(zhong) 的生活原本就十分困苦。而當十數萬(wan) 抗日大軍(jun) 齊聚察哈爾之後，僅(jin) 部隊吃飯問題就是一大負擔。但廣大群眾(zhong) 多方想盡辦法，為(wei) 抗日部隊提供食宿方便。“察東(dong) 四縣”光複後，察哈爾人民“很快募集了3大卡車的慰問物資，並派代表親(qin) 送多倫(lun) 前線，向勞苦功高的抗日同盟軍(jun) 表示慰問和敬意”，察哈爾人民高漲的抗日熱情令馮(feng) 玉祥十分感動，“收複東(dong) 北四省計劃委員會(hui) ”也是在察哈爾人民高漲的革命熱情影響下成立的。

二、抗日同盟軍(jun) 最終失敗之原因解析

馮(feng) 玉祥在察哈爾組建抗日同盟軍(jun) 得以成功，其重要原因是得益於(yu) 中共北方特科的幫助。自馮(feng) 玉祥和中共北方特科建立聯係後，思想發生了較大變化，不僅(jin) 認識到了過去反共的錯誤，而且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於(yu) 是才有了馮(feng) 玉祥籌建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的舉(ju) 動。在抗日同盟軍(jun) 籌建過程中，中共北方特科始終給馮(feng) 玉祥以極大的支持，從(cong) 策略的製定到派出幹部直接參與(yu) ，都透露出中共方麵對馮(feng) 玉祥的影響，而馮(feng) 玉祥也與(yu) 中共北方特科配合得相當默契，工作開展得十分順利。中共河北“前委”接手後，抗日同盟軍(jun) 的工作逐漸開始走下坡路，直至最終失敗，究其原因不外乎主客觀兩(liang) 個(ge) 方麵。

其一，客觀方麵。

1.民族矛盾尚未全麵升級為(wei) 主要矛盾

“九一八”後，中國的主要矛盾開始由階級矛盾轉向民族矛盾。但是，這一轉變又是一個(ge) 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國共在察哈爾局部合作抗日，僅(jin) 僅(jin) 是量變過程中小的質變，尚未達到全方位質變。直至“七七”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中國的主要矛盾，中華民族麵臨(lin) 亡國滅種的危險，階級矛盾降至為(wei) 次要矛盾，此時，國共精誠合作、團結一致抗日，係主要矛盾變化的結果。但是，量變過程中小的質變對於(yu) 最終的全方位質變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是迫使南京國民黨(dang) 政府轉向抗日的重要因素。

2.敵我力量對比極為(wei) 懸殊

    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雖然取得了多倫(lun) 之戰的勝利，但從(cong) 根本上說，敵我力量對比仍舊十分懸殊。多倫(lun) 之戰，日軍(jun) 雖出動了部分軍(jun) 隊，但並非是其精銳主力部隊，且日軍(jun) 騎兵部隊係用馬刀作戰，這恰好為(wei) 缺乏重武器和子彈的抗日同盟軍(jun) 提供了拚死作戰機會(hui) ，多倫(lun) 之戰很大程度上是中國軍(jun) 人血性作戰取得的，然而，“察東(dong) 四縣”光複後，日軍(jun) 隨即調集了大量精銳部隊，對“抗日討賊聯軍(jun) ”圍追堵截，加之蔣介石國民黨(dang) 軍(jun) 隊的聯合圍剿，敵我力量對比更為(wei) 懸殊，最終失敗也難以避免。

3.嚴(yan) 重補給困難且缺醫少藥

軍(jun) 事作戰講究“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而抗日同盟軍(jun) 從(cong) 組建之初就麵臨(lin) 嚴(yan) 重的補給困難，尤其是東(dong) 北的抗日義(yi) 勇軍(jun) ，暑伏六月的著裝竟然為(wei) 翻毛羊皮襖，這樣一支缺少給養(yang) 的部隊，其戰鬥力必然遭受很大的削減，加之國民黨(dang) 中央政府未曾有分文補給，且高度經濟封鎖，單靠察哈爾人民之稅收實難維持同盟軍(jun) 龐大的軍(jun) 餉，且東(dong) 三省及熱河失守後，商貿陸路不通，察哈爾地區民生疲敝亦難支援。“察東(dong) 四縣”光複後，由於(yu) 國民政府的賣國政策，禁止抗日同盟軍(jun) 之傷(shang) 員送往內(nei) 地治療，在缺醫少藥的境況下，同盟軍(jun) 傷(shang) 員十分淒苦，從(cong) 而造成了軍(jun) 隊客觀上的分崩離析。

其二，中共主觀方麵的失誤。

1.中共臨(lin) 時中央及河北“前委”改變了統戰策略

“當時，中共華北政治保衛局負責人吳成方到上海向黨(dang) 中央匯報，但由於(yu) 黨(dang) 中央領導機關(guan) 已遷往江西蘇區，上海黨(dang) 的組織遭受破壞，故未能取得聯係。在未獲中央指示，而又勢在必行的特殊情況下，中共華北政治保衛局不得不自主決(jue) 定支持了馮(feng) 玉祥組建抗日同盟軍(jun) 的工作”，從(cong) 而避免了當時黨(dang) 內(nei) “左”傾(qing) 路線的幹擾，當中共河北“前委”取代中共北方特科時，在中央“左”傾(qing) 路線的指導下，前委在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的統戰工作出現嚴(yan) 重失誤。“黨(dang) 中央在了解了抗日同盟軍(jun) 的情況之後，並沒有對基層黨(dang) 組織與(yu) 馮(feng) 玉祥合作創建同盟軍(jun) 表示讚賞，相反，卻對馮(feng) 玉祥等表示了極大懷疑”。同時，“中央還指責在抗日同盟軍(jun) 中開展工作的黨(dang) 組織隻是‘忙於(yu) 組織暫時的上層的統一戰線’，而‘沒有注意對下層群眾(zhong) 的爭(zheng) 取，是右傾(qing) ，是機會(hui) 主義(yi) ’” ，這種狀況，使得原本已為(wei) 內(nei) 憂外患而倍感憂慮的馮(feng) 玉祥更加不安，“以致最後作出了收束軍(jun) 事、下野歸隱的決(jue) 定。而這一結果，不能不說與(yu) 中共河北前委采取的不當統戰策略有關(guan) ”。

2. 河北“前委”政策偏離了抗日中心

“九一八”事變後，黨(dang) 內(nei) “左”傾(qing) 領導人對當時國際國內(nei) 的局勢作了不正確的判斷，誇大了日本進攻蘇聯的可能性，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錯誤口號。因此，確定黨(dang) 的主要任務是武裝保衛蘇聯與(yu) 爭(zheng) 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yu) 數省的首先勝利。在抗日同盟軍(jun) 成立不久，即1933年6月13 日，中共中央發出的給河北省委的秘密指示信中，就要求將抗日同盟軍(jun) 前委改組為(wei) 秘密的革命軍(jun) 事委員會(hui) ，把張家口和察哈爾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影響下的隊伍集中起來，建立司令部向河北南部移動，進而發展為(wei) 紅軍(jun) ，實行土地革命，這一指示無疑是“左傾(qing) ”的，抗日同盟軍(jun) 能在較短的時間內(nei) 發展到十萬(wan) 人，主要是廣大民眾(zhong) 抗日情緒高漲的表現，河北“前委”的基本任務，應該是緊緊抓住抗日救亡這一中心，加強黨(dang) 對軍(jun) 隊的領導，加強官與(yu) 官、兵與(yu) 官、兵與(yu) 兵之間的團結，鞏固並壯大這支軍(jun) 隊，讓它發展成為(wei) 槍口一致對外的、使日本侵略者聞風喪(sang) 膽的抗日勁旅。然而，“創造紅軍(jun) 並發展蘇區”的“左”傾(qing) 路線使得抗日同盟軍(jun) 中出現了分化現象以至最後的崩潰。  

3.過早暴露且未能西去陝北失去了最後機會(hui)

中共河北“前委”施行的“左”的工作方針，過早地暴露了黨(dang) 的活動，加之我黨(dang) 的活動和工作意圖，明顯超越了抗日救國的範疇。國民政府正在忙於(yu) 對南方蘇區的圍剿，近在北平肘腋之地的察哈爾地區又出現如此大規模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活動，蔣介石豈會(hui) 容忍，因此，國民政府開始調兵遣將，為(wei) 鎮壓張家口的抗日活動加緊準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的失敗。當抗日同盟軍(jun) 餘(yu) 部撤至張北後，河北“前委”召開擴大會(hui) 議，作出了西去商都而後轉進陝北堅持抗日活動的決(jue) 定，這無疑是正確的，因為(wei) 這是一個(ge) 避實就虛、利於(yu) 保存僅(jin) 有的一點抗日武裝的決(jue) 策。然而，當前委得知商都的高樹勳已為(wei) 宋哲元收編，拒絕與(yu) 抗日同盟軍(jun) 進行合作的消息後，回避了西進問題，卻作出了要部隊轉進獨石口與(yu) 方振武會(hui) 合的決(jue) 定，放棄了最有利於(yu) 保存抗日同盟軍(jun) 僅(jin) 存力量的一次機會(hui) 。“前委負責人還拒絕了勸阻其不要南下而應北上的同誌提出的意見，堅持南下意圖，從(cong) 而使抗日同盟軍(jun) 走上了不歸之路，失去了最後一次挽救抗日同盟軍(jun) 的機會(hui) ”。

其三，馮(feng) 玉祥主觀方麵的失誤。

馮(feng) 玉祥自大革命時期與(yu) 中共合作，其表現有了明顯的“親(qin) 共”色彩，但是，他與(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合作的真正目的，並非完全是“求得人民之解放”，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中共來擴充自己的實力，北伐時期，馮(feng) 玉祥從(cong) 國民軍(jun) 中清洗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及“禮送”蘇聯顧問就是明顯見證。然而，中原大戰之後，馮(feng) 玉祥的老底被拚光，進而又轉向同中共合作，其目的除了抗日之外也有聯共反蔣的意圖，中共雖然在抗日反蔣上能夠與(yu) 馮(feng) 玉祥達成一致，但在具體(ti) 實施上卻南轅北轍。此時的馮(feng) 玉祥雖具備一定的進步思想，但尚不能接受中共實施蘇維埃革命、建立紅軍(jun) 蘇區的目標，因此，麵對蔣介石剿滅抗日同盟軍(jun) 的軍(jun) 事部署時，為(wei) 避免內(nei) 戰，馮(feng) 玉祥也隻能選擇下野。

總而言之，察哈爾民眾(zhong) 抗日同盟軍(jun) “是在中共北方黨(dang) 組織的參與(yu) 下，由馮(feng) 玉祥組織和領導的部分國民黨(dang) 部隊與(yu) 民眾(zhong) 武裝聯合組成的抗日軍(jun) 隊，它在客觀上具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特點，是民眾(zhong) 自動抗擊日軍(jun) 侵略的武裝力量”，時至今日，我們(men) 再次回顧那段曆史，緬懷長眠於(yu) 察哈爾的同盟軍(jun) 將士之餘(yu) ，仍舊憤恨於(yu) 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nei) ”的賣國政策，對中共河北“前委”所犯的“左”傾(qing) 失誤甚為(wei) 遺憾，對這一係列問題，我們(men) 應采取正視而非回避的態度，麵對外辱理應拋棄政治成見，以民族利益為(wei) 上，實現中華民族之獨立、富強，走複興(xing) 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