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爾及察哈爾文化對張家口的影響

中共張家口市委黨(dang) 校 安寧

察哈爾一詞，一般史學界認為(wei) 他是波斯語，為(wei) 家人、奴仆、衛士、宮殿衛隊之意。著蒙古軍(jun) 隊西征以後把“察哈爾”帶回蒙古高原，成為(wei) 蒙古語返借詞，最初仍為(wei) 上述之意，隨著北元達延汗實行了萬(wan) 戶製，察哈爾萬(wan) 戶成為(wei) 北元政治中心，“察哈爾”從(cong) 衛士逐步演變成部落。隨著時代變遷察哈爾部後代臣服於(yu) 清朝，被變為(wei) 察哈爾八旗。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清廷在張家口始設察哈爾都統，標誌著“察哈爾”由部落名稱演變為(wei) 行政區劃名稱，接著這片土地又被叫做察哈爾特別區、察哈爾省。具體(ti) 區域大致相當於(yu) 今天的河北省張家口市、內(nei) 蒙古烏(wu) 蘭(lan) 察布市和錫林郭勒盟、山西大同、北京延慶等地。直到1952年11月，察哈爾省撤銷，“察哈爾”一詞徹底成為(wei) 曆史概念。但是，察哈爾這個(ge) 民俗詞匯、部落名稱、行政概念，這個(ge) 飽含民族特色和文化密碼的詞語寫(xie) 滿了魅力與(yu) 智慧，依舊牽動著每一個(ge) 擁有察哈爾情懷的人的心，讓他們(men) 不斷的探究與(yu) 求索。

當“察哈爾”成為(wei) 行政區劃名稱後，張家口就成為(wei) 了察哈爾的政治中心，也打上了察哈爾的烙印，從(cong) 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從(cong) 物質到精神上，察哈爾與(yu) 張家口有了緊密的聯係，他們(men) 之間相互影響，彼此滲透。本文側(ce) 重敘述察哈爾及察哈爾文化對張家口的影響。

一、促進張家口城市地位的提升

明宣德四年(1429年),萬(wan) 全右衛指揮張文率領士兵和服役農(nong) 民,在東(dong) 西太平山一線的長城南側(ce) 築堡(俗稱堡子裏)。嘉靖八年(1529年),守備張珍改築堡子裏城池,為(wei) 方便出入，在城北開一小門，由此“張家口”之名傳(chuan) 開。《明經世文編》稱: “張家口堡,設在絕徼,極目荒涼,諸物不產(chan) ”[1]。可見此時的張家口是個(ge) 十分荒涼的地方，他和長城沿線上眾(zhong) 多的城堡一樣，隻是擔負邊疆防禦任務的屯兵之所。

明萬(wan) 曆四十一年(1613年)，時任宣府巡撫汪道亨到張家口堡以北的長城一線巡查，麵對著東(dong) 西太平山外的險峻山川，發出了“上穀延袤三千裏，未有若此山之扼要而雄恃也!”的感歎。遂奏請朝廷依長城築城堡，定名為(wei) “來遠堡”。俗稱上堡，與(yu) 之相對應的便是被稱為(wei) 下堡的張家口堡。進而張家口的城市麵積也隨之擴大。從(cong) 公元1429年開始一直到明朝滅亡，張家口這座城市從(cong) 無到有，從(cong) 小到大，有了長足的發展。而且隨著張庫大道的興(xing) 盛，其經濟重鎮的地位也在逐漸顯現。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政府於(yu) 張家口設察哈爾都統，官職為(wei) 從(cong) 一品，並於(yu) 次年在張家口上堡修建察哈爾都統署。當時的張家口在行政區劃上隸屬於(yu) 直隸省口北道宣化府萬(wan) 全縣，萬(wan) 全縣知縣為(wei) 正七品。用現在的思維考慮就是一個(ge) 大軍(jun) 區駐地在一個(ge) 鄉(xiang) 科級行政區域出現，就是這個(ge) 低行政級別區域內(nei) 駐著的高行政級別、廣管轄範圍的大衙門——察哈爾都統署的設立，標誌著張家口從(cong) 一個(ge) 軍(jun) 事重鎮、經濟重鎮開始邁入區域政治中心。

1928年察哈爾省設立，察哈爾省共轄16個(ge) 縣，其中萬(wan) 全縣為(wei) 首縣。萬(wan) 全縣政府和察哈爾省政府都駐張家口。後來隨著察哈爾省管轄區域範圍的擴大，張家口的區域影響力也逐步擴大，張家口的城市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這一時期的張家口已經完全從(cong) 一個(ge) 小城堡蛻變成了區域政治、文化、經濟中心。而這一且都和察哈爾這一概念的變遷是密不可分的。

二、促進區域內(nei) 的民族融合

張家口在地形上屬於(yu) 內(nei) 蒙古高原和華北平原之間的過渡區，在經濟形態上屬於(yu) 典型的農(nong) 牧業(ye) 交錯帶。自古就是遊牧文明與(yu) 草原文明交融的地方。正如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說：“張家口是中原與(yu) 北方古文化接觸的‘三岔口’，又是北方文化與(yu) 中原文化交流的雙向通路。”[2]文化之間的交流首先是人與(yu) 人之間的交流，從(cong) 這個(ge) 角度講張家口具備了多民族聚集的基礎。

根據張家口市統計局發布的《張家口市人口發展情況報告》上的統計數字表明“到2010年10月末，居住在我市少數民族(除漢族外)已有48個(ge) ……少數民族人口63810人……回族，31447人;滿族，19227人;蒙古族，10060人;土家族，550人;苗族，414人……塔吉克族、怒族、鄂溫克族、京族、門巴族、珞巴族，分別隻有1個(ge) 人。未識別的民族人口8人。”由此可見，張家口依然是一個(ge) 多民族融合的城市。

張家口的回族、滿族、蒙古族人口占少數民族人口的95%。邵彥飛、楊廣江的《張家口市少數民族概覽》一文中，比較詳細的闡述了回、滿、蒙等民族與(yu) 張家口的淵源、風俗習(xi) 慣和基本情況。尤其是蒙滿兩(liang) 個(ge) 民族與(yu) 張家口更是因為(wei) 察哈爾結緣。清軍(jun) 入關(guan) 後，張家口就是滿洲章京駐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朝廷更是動支正項錢糧造八旗衙署3l所，營房1000間。《清史稿·誌九十二》記載：“遊牧察哈爾駐防都統一人。康熙十四年，置八旗總管各一人。乾隆二十六年，改置都統，駐張家口。副都統一人(初置二人。乾隆三十一年省一人)。總管十人。副總管一人。參領、副參領各八人。佐領、驍騎校各百二十人。護軍(jun) 校百十有五人。親(qin) 軍(jun) 、捕盜六品官各四人。”[3]由察哈爾都統兼管。

可以說察哈爾都統的設立直接促進了張家口區域內(nei) 的民族融合。其原因主要有三，即：行政管理統一性，經濟貿易交流的正規化，和平環境友好相處的日常化。幾百年來，在張家口這片土地上，多民族和諧相處，共同發展建設張家口。使得張家口以絢爛多姿的身段出現在世人麵前。佟麟閣、白科華、張文忠、趙金蓉、薩和璋等少數民族的傑出人物，也在各個(ge) 時期，各個(ge) 戰線上為(wei) 張家口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三、促進區域經濟繁榮發展

明隆慶四年(1571年)的隆慶儀(yi) 和為(wei) 邊境迎來了安寧，同時也極大促進了蒙漢貿易的開展，明朝末年張家口的武城街呈現出了一片繁榮的景象。“賈店鱗比,各有名稱,如雲(yun) :南京羅緞鋪、蘇杭羅緞鋪、湖州油鋪、澤州帕鋪、臨(lin) 清布帛鋪、絨線鋪、雜貨鋪,各行交易,鋪沿長四五裏許,賈皆高居之”[4]。清朝建立後長城已基本失去了防禦的職能反而成為(wei) 內(nei) 外交流的障礙，1644年也就是清軍(jun) 入關(guan) 的第一年清政府便在來遠堡外的長城上開了一個(ge) 大門，這便是今天的大境門。可以說這一舉(ju) 動極大的刺激了貿易的發展。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政府批準以色楞格經庫倫(lun) 到張家口的商道為(wei) 俄國商隊往返之官道。從(cong) 此,張家口成為(wei) 中俄貿易的重要樞紐之一。《宣化鄉(xiang) 土誌》康熙五十年(1711年)載:張家口“關(guan) 於(yu) 商業(ye) ,在昔蒙古內(nei) 附,置為(wei) 藩屬,張家口、庫倫(lun) 、恰克圖為(wei) 互市之區,商業(ye) 興(xing) 盛,不亞(ya) 內(nei) 地。”[5] 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又指定“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歸化城、殺虎口和西寧等地為(wei) 出入蒙地經商的貿易孔道”[6]。這一切都為(wei) 張家口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而察哈爾都統的設立更為(wei) 張家口經濟以後的繁榮提供了有力保障。

察哈爾都統有保持張庫商道的平安和暢通的職能。清政府規定，凡出入張家口赴內(nei) 外蒙古地貿易，須經張家口察哈爾都統衙門批準，頒發準入蒙地的“信票”，在指定的蒙旗境內(nei) 經商貿易。 “信票”(又稱“部票”或“龍票”)用滿、蒙、漢三種文字書(shu) 寫(xie) ,注明人數、姓名、品種、數量、返程日期。商人到達蒙地後,須在當地盟、旗官吏監督管理下進行貿易,凡無票者不得進入蒙地貿易[7]。同時，察哈爾都統還掌握著管理張家口戶部稅司署的職責。戶部稅司署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主要職責是管理和收取由張家口出境商品的稅，隸屬理藩院管轄，其進出口稅由察哈爾都統署代收，以核減其軍(jun) 餉。張家口的稅收在中央財政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見察哈爾都統的設立對於(yu) 當時張家口地區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四、張家口傳(chuan) 統文化與(yu) 察哈爾傳(chuan) 統文化的契合

幾百年來張家口與(yu) 察哈爾水乳交融，共通發展，察哈爾文化也深深地影響著張家口。尤其是敬畏自然、誠實守信等這些優(you) 良品質早已植根於(yu) 張家口文化之中。

(一)敬畏自然

傳(chuan) 統的察哈爾部蒙古曆來都有祭天地、祭山水、敖敖包、祭樹等風俗，對大自然給予的山川河流予以尊重，感謝他們(men) 帶來的豐(feng) 美水草和滿山牛羊。同時，他們(men) 還在重視和保護著自然環境，甚至用《成吉思汗法典》(俗稱《 大劄撒 》)等法律形式來保護自然生態和生物鏈，如《法典》第56條規定：“草綠後挖坑致使草原被破壞的，失火致使草原被燒的，對全家處死刑”[8]。作中央萬(wan) 戶的察哈爾萬(wan) 戶，更是遵守法紀的典範和保護生態的榜樣。

察哈爾地區在解放前，大多數的家庭之中會(hui) 有一個(ge) 坐北朝南的神龕或佛龕，供著一個(ge) “天地三界十方萬(wan) 靈真宰”的牌位，這個(ge) 天地三界十方萬(wan) 靈可以說體(ti) 現了普通民眾(zhong) 希望被自己熟知的全部神祇所庇護。包括了對儒釋道、天地萬(wan) 物的崇拜敬仰，與(yu) 民間常說的“抬頭三尺有神靈”都證實了察哈爾地區民眾(zhong) 對自然地敬畏。其他被“單獨羅列出來”敬仰的還有灶神、玉皇大帝、門神和諸多的行業(ye) 神。這些神靈或被放在家中供奉或建廟宇供奉。

(二)誠實守信

察哈爾部曆來最看重的是名譽，“榮譽重於(yu) 金子， 名聲賽過珍寶”這些諺語都證實了察哈爾人誠實可信的高貴品質。

張家口地區既是軍(jun) 事重鎮，從(cong) 明末到民國初期，商業(ye) 的繁榮從(cong) 未遠離過張家口，駝鈴響、叫賣聲將這個(ge) 商貿之都培養(yang) 成了誠實守信的典範，商人講究“誠攬天下客，譽從(cong) 信中來”普通人也講究“誠實比空話值錢。”“牡丹花好空入目，棗花雖小結實成。”[9]張家口地區《三套集成》辦公室1987年出版的《張家口地區諺語卷》就登載了很多關(guan) 於(yu) 誠信的諺語。

張家口，這座地處京晉冀蒙要地的城市由於(yu) 地理與(yu) 曆史的因素，草原文明和農(nong) 耕文明在這裏交匯、融合，並且在這片熱土上譜寫(xie) 出了無數華美的樂(le) 章。尤其是在察哈爾都統設立後，張家口的發展更是和“察哈爾”的演變緊密的聯係在了一起。今天，雖然“察哈爾”已成為(wei) 曆史概念但是張家口這座城市，生活在這座城市裏的人民早已深深地烙上了察哈爾印記。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以及京張聯合申奧的大背景下張家口文化，尤其是察哈爾文化必將大放異彩。

[1] 梅國禎.《梅客生奏疏(卷一)》[A].明經世文編(卷六).

[2] 蘇秉琦.《華人·龍的傳(chuan) 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C].遼寧.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

[3] (清)《清史稿·誌九十二》[A]

[4] (清)《宣化府誌》[A]21卷,藝文誌.

[5] (清)陳坦纂.宣化鄉(xiang) 土誌(康熙)[M].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8.

[6] 許檀.清代前期北方商城張家口的崛起[J].北方論叢(cong) , 1998.

[7] 張正明.晉商興(xing) 衰史[M].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8] 內(nei) 蒙古典章法學與(yu) 社會(hui) 學研究所.《成吉思汗法典》及原論[M]. 北京: 商務印書(shu) 館，2007.

[9] 張家口地區《三套集成》辦公室的《張家口地區諺語卷》[Z]1987.